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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家庭,城乡:佩琦背后的旧日年景

编辑:大司炉


“硬核佩奇”背后,那些不必怀念的旧日年景。

 

▲这几天刷爆网络的硬核佩奇,可以说是很蒸汽朋克了

 

这几天,这只“蒸汽朋克”的小猪佩奇,凭借短片《啥是佩奇》突然刷爆了网络:

 

空旷的原野上,老父亲手里的翻盖手机天线已经松动了,他费力地听着电话那头模模糊糊的声音,想知道孙子想要的“佩奇”到底是什么?

 

天线断了,电话那头什么也听不清了。

 

当他费尽心思找到“佩奇”的时候,手机的天线也找到了,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不回来了”的消息。

 

▲影片中,老人两次举着电话,凝望远方,仿佛在追寻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这段五分钟的宣传片在给电影进行预热之外,另一个合作方中国移动希望借此推广其视频彩铃业务。十年前,运营商的彩铃如同现在的网红歌曲通过“抖音”所打造的网红歌曲传遍大江南北一样炫酷,甚至彩铃被被媒体寄予了“拯救”唱片行业的厚望。然而如今冰冷的现实是,它只在一个局促的角落维持着自己的存在。

 

如果说,这五分钟的“刷屏”视频是一道色泽艳丽、香味扑鼻的年夜大菜的话,那么乡愁、佩奇和那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事物,则为这道菜注入了历史车轮的悲怆与欣喜。





01

彩铃、短信到微信


 

▲听到彩铃与手机铃声同时响起的时候,黄渤饰演的“蠢贼”黑皮脸上绝望的表情,成为电影《疯狂的石头》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大部分人都是在大学的自由氛围中,成了手机的重度用户。当我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智能手机已经基本普及,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于彩铃的记忆开始模糊起来。

 

2004年,ZTE中兴通讯的一份报告中[1],对彩铃行业的前景充满了期待。在当年那份报告中,中兴认定,彩铃(CRBT)业务将吸引如下四种类型的消费者:学生手机族、时尚青年、前卫白领人士和企业用户。

 

时过境迁,十五年后的今天,“学生手机族” “时尚青年” “前卫白领人士”早已经不再是彩铃的主要消费人群,而十五年前的青年人,现在也早已站在了中年的边缘。

 

不过,正如中兴当年的预言一样,至少在2005年之后的几年,彩铃业务实实在在兴盛了一段日子。在电影《疯狂的石头》(2006年)中,当小弟隔着井盖听到“道哥”的手机铃声时,听筒里的彩铃声“你打他有啥用啊~”引来了电影院一片爆笑声。

 

那正是手机刚刚进入人们生活的时候。

 


“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那个时候,交通啊通讯啊都不发达,你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以后啊,你说啥子都是成立的。现在,(拿出手机)近,太近了,近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喽。”

——费墨


在中兴关于那份彩铃业务的报告出炉前一年2003年,一部名为《手机》的电影火爆了当年的贺岁档。据说,这部电影还引发了导演冯小刚与主持人崔永元之间一段绵延十数年的纠葛。

 

在这部记录“文艺圈”百态的喜剧电影中,“手机”成为所有冲突的焦点:现在来看那些经典的片段,人们不能不慨叹,当年那些让人无所适从的“新事物”,短短十几年,就已经变成了仿佛蒙尘已久的“老古董”。当葛优饰演的严守一不厌其烦地删掉范冰冰饰演的情人武月发来的每一条短信的时候,轻轻右划一下就能抹掉与一个人所有联系记录的我们,恐怕更能体会到他那份灼人的焦躁。


▲当年靠打印通话记录“捉奸”的太太们

 

移动网络的发展给移动通讯本身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2007年第一代iPhone上市的时候,智能手机还是一个新鲜玩意的话,2010年上市的iPhone 4和次年上市的iPhone 4s以及三星等厂商推出的类似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几乎已经让非智能手机退出了历史舞台。

 

智能手机让“上网”不再是手机诸多功能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曾经站在舞台中央的通话、短信等功能反而退到了边缘。到现在,我们每个月缴纳的电话费主要用来扣除流量套餐费用和其他各种网络服务费用,真正用于通话和短信的费用其实微乎其微。据中国移动2018年的中期报告,该年中国移动9亿用户中,4G用户达到6.8亿。在2018年上半年,中国移动数据业务收入为2831亿元,其中无线上网业务收入为2059亿元,而短信业务收入仅有366亿元。[2]

 

▲当年作为新技术的“移动梦网”,现在早已是昨日黄花

 

时间回到十四年前,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冠亚季军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分别获得352.8万、327.1万和135.4万张短信投票。2019年年初,周笔畅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另一位嘉宾回忆当时的盛况:

 

“当时每个人可以投十五张票,有好多人投完就去大街上借别人的手机投票。”

 

据说,当时有人为此申请了好几张电话卡,还有一些单位领导利用职权要求手下员工给自己心仪的歌手投票。

 

这种疯狂从来都是这样,只不过民国的时候叫“捧角儿”,二十年前叫“追星”,如今叫“粉爱豆”

 

▲十年前的海报还充满了“杀马特”的气息,而狂热的粉丝却一如既往(图片来源:南都周刊,2006)

 

除了综艺选秀节目能用手机投票以外,电视剧剧情竞猜、有奖问答、电视购物等各种以电视为载体的娱乐活动都瞅准了机会,搭上了短信的“便车”,那时候一元一条短信一元的电视互动环节充斥于各大卫视之中。

 

彩铃和短信的盛世来得快去的也快。

 

2011年,一款名叫“微信”的产品通过QQ账号导入关系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通讯市场。与QQ相比,起步阶段的微信更符合智能手机时代的通讯需求,况且在“提速降价”的背景下,与每条0.1元的短信相比,按流量计费的微信简直是廉价舒适的代名词。

 

▲当年“初出茅庐”的微信早已成了我们使用率最高的智能手机应用

 

一夜之间,短信变成了要被翻片儿的“老黄历”。

 

“微信最大的好处是,我可以把我不喜欢的人轻而易举地移出我的朋友圈。”

 

刚出道时的微信,凭借着“摇一摇””“附近的人”等等“旁门左道”的方式,迅速满足了年轻人扩大交际面的需求。它的红包功能也让它比短信和其他通讯方式更能吸引客户,带来流量。同时,网络即时通讯软件在私密性和便利性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让传统的短信业务望尘莫及。

 

▲一个全民微信的时代随着2015年春晚“摇一摇抢红包”的“嚓嚓”声,悄然来临

(图为当时电台记者在镜头前演示“摇一摇抢红包” )

 

“期待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春晚中的一份子,不仅乐享视听盛宴,更在互动中获得快乐。”2015年春晚导演哈文如是说。[3]

 

手机网络技术与春晚的联姻使得“手机上网”走到了千家万户,也让它在中老年人心目中获得了承认。从年轻人的“新潮”玩法,到全民的通讯工具,微信几乎“一夜之间建成了罗马”。一个“人人生活在微信群”里的时代悄然拉开了帷幕。

 

微信在占领了短信的阵地之后,接下来撼动的便是电话的地位。随着即时通信软件的的语音通话功能日益完善,电话的优越性也慢慢地丧失了。

 

电话所屏蔽的对象是“黑名单制”,只有特别标记的对象才会被自动拒接,而即时通信软件则是“白名单制”,它需要一个基本的验证程序才能与人通话。久而久之,电话铃声一响,不是公事就是广告,最幸福也不过是快递和外卖。精心挑选的彩铃也没什么意义了。


如今,在炫铃官网的排行榜上,蒙语版《吉祥三宝》还稳居首位。对现在绝大多数“学生手机族”“时尚青年”和“前卫白领”而言,这首歌已经属于遥远的记忆的一部分,而那个彩铃叮当的时代,也已经随着那一代年轻人步入中年而变得模糊起来。

 

当2019年的喇叭声中再次提起“彩铃”这个词汇的时候,人们心中竟然涌起一丝隐约的不真实感。

 




02

年年烟花不相同,《吉祥三宝》到“小猪佩奇”



这首位居炫铃音乐榜第一名的《吉祥三宝》在它登上春晚的2006年,一瞬间“刷屏”整个中国。

 

2018年9月,“吉祥三宝”中的父亲布仁巴雅尔因病去世,勾起了无数年轻人的童年记忆。

 

▲“吉祥三宝”的父亲已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与十二年后的2018年刷屏的小猪佩奇类似,《吉祥三宝》这首歌也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与“过年” “团圆”这些词汇不谋而合,也难怪十三年前这首歌被春晚导演组选中,而十三年后,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在也定大年初一上映。

 

每当各大高校寒假开始,“回家”便成为整个中国的最集中的声音。每到这个时候,“回家”的渴望,以及“不想回家”的挣扎同时交替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上。

 

对很多人而言,过年回家,意味着见到自己一年未见的父母亲人,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团圆饭,一起看春晚,看烟花,喝酒看剧,享受一个愉快的假期。但同时,可能还有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不得不面对过度关心自己的亲戚,没完没了的酒局和无可避免的各种家庭矛盾。

 

▲在饮食文化发达的中国,年夜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

 

“虽然村里通了网,可以玩手机,但是跟那边的亲戚真没什么好聊的啊,”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抱怨道,“过年我就想回家跟爸妈一起看看电视,可他们非要带我去老家跟那些亲戚没完没了地应酬。”

 

可能对我们身边大多数“九零后”和“零零后”而言,父母过年必回的乡村对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可言。很多人在抱怨着“年味”一年年淡了下去,鞭炮声渐渐稀疏,亲戚间的走动也不像之前那样频繁。但这些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过年”真的比以前轻松了不少,虽然那些怀念传统“年味”的人的心中,会在这个时候涌起一丝淡淡的失落。

 

从《吉祥三宝》到小猪佩奇,每年新年都有新的文化符号出现,眼花缭乱的一个个符号呼啸而过,让人目不暇给,从一个符号追到下一个符号。渐渐地,我们也会发现,新年、社会都随着这些关键词的变化潜移默化的变化着。

 

从1951年,铁道部第一次为春节期间旅客运输加卡车次调整运行图,到1980年“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再到今年的己亥新年,春运、春晚、年夜饭、烟花爆竹……这些关键词总是准时地出现在中国人的对话中。

 

1993年,北京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当时,北京市作出这项决策的原因是伤人事故频发、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4]。此后的二十多年间,“禁放令”在全国各地曲折推行。我至今都忘不了有一年,大家在院子里开心地放着烟花,突然远处警笛声传来,大家一哄而散的场景。

 

可惜到后来,大家也没有了燃放烟花的热情,即使在禁燃区之外,也难得听见几声稀疏的烟火声。大家都聚在电视前,开心地抢着红包。

 

▲丽江的酒吧,每天热闹地像过年一样

 

我记忆中第一次在外地过春节是2010年的云南。那是传统的旅游胜地,大年三十晚上,我和父亲就搭上飞机,去了云南旅游。那时候“旅行过年”的风潮方兴未艾,但云南的丽江、大理等地早已是摩肩接踵,挥汗成雨。丽江的酒吧里,主持人用狂野的风格调动着现场的气氛,用陌生人间独具特色的方式表达着新年的祝福。


2012年我又在被北京过了一次春节,那时候地铁四号线一整节列车,只能看到我和朋友两个乘客。菜市口地铁站附近,能看到的店面基本都关门了,只有一家“呷哺呷哺”还开着门,但是关着灯。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问在打瞌睡的店员是否营业,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才算吃了一顿午饭。

 

不过自那以后,北京的春节似乎变得比之前热闹了起来。2015年开始,“反向春运”这一词汇开始出现在报端。相比于在春节奔回家乡的人而言,有些人开始选择将远在家乡的父母接到自己在工作地点的家中一起团圆。这样省时省力,还免去了不少在家乡可有可无的应酬,让新年变得轻松了起来。

 

虽然有人担心,这样会让人“在情感上渐渐淡化对故乡的感情”,但是,我们对故乡那些感情的真正内核,不正是我们的父母家人吗?

 

至于具体空间上的故乡,不妨借用当年那位饱经漂泊之苦的“大宋食神”苏子瞻的名句说:

 

“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秉持传统习俗的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对其形式进行拓展和突破也未尝不可。毕竟伟大导师马克思说过“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

——春晚小品《打气儿》 黄宏,句号

 




03 

世纪初年的乡村幻想



《啥是佩奇》中城里儿子的老家,便是父亲居住的乡村,而片中展现的乡村面貌,无疑是智能手机普及以前的景象:只有在公路边才能接听到的电话,在村里问一圈都没有人见过佩奇的动画形象,最后唯一一个见过“佩奇”的中年妇女还要比比划划才能让老人知道佩奇究竟长什么样……在“佩奇”元素横行网络无孔不入的2019年,恐怕并不是一个足够真实的场景。

 

就在《啥是佩奇》刷屏网络的时候,公众号“两颗土逗”首先站出来质疑道:

 

“不过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的城里人,捆绑着虚无的亲情,对乡村无尽的鄙视罢了。这种莫名的高傲,谁给了他合法性?”

 

▲事实上,宽带进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智能手机,更是司空见惯

(图片来源:环球科技)

 

也许土逗的批评有些过于尖锐,但是,那个“前智能手机时代”的乡村已经一步步成为了遥远的历史记忆,却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早在“快手”引发激烈讨论的2016年,乡村居民利用接入互联网的智能手机录制视频分享生活,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对于这样一个不甚真实的场景究竟意欲何为?“土逗”这篇文章分析道:

 

“拟构一个这样的信息闭塞空间,其实是要镶嵌进无法沟通的两代人里,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基于自己的情感结构投射进去,造成一种‘父母即使不懂我们,但给了我们充分的爱’的感动。可惜了,我们这代人不吃这套。”[5]

 

通俗地说,在“土逗”眼里,这部纪录片不过是用一个“虚假”的场景刻意营造了一份“感动”,贩卖情怀而已。


实际上,我们倒不是很赞成这种某种程度上失之武断的批判;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城里人”的主流声音,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将乡村想象成一片信息闭塞、观念守旧、生活技术极端落后的“边缘土地”,而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乡村图景视而不见。

 

事实上,智能手机、移动网络在过去十年的中国乡村普及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对中国农村的中老年人而言,网上购物、看视频、聊天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016年,我本科毕业时,我室友的论文方向就是“互联网+农业”,据他当时找到的资料来看,互联网早已进入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聊天交友、娱乐游戏、视频音频、买卖快递,城市有的,农村也都在一步步发展起来。

 

▲快手等直播软件已经下沉到了广大乡镇和农村

 

那些存在于群体幻想中的农村,可能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陋的卫星接收器连接着只有几个台的电视机的田园图景。

 

而实际上,我们所能见到的农村,早已经是人手一台手机,大家会视频通话,或者在直播软件和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生活的现代化景象。村民们也有自己的朋友圈,也有自己的新鲜事,也有你未曾见过的“更大的世界”。

 

 

 


结语



2018年就要过去了,农历新年也还有半个月的光景。

 

站在5G时代的入口,新技术的变革会给我们通讯方式和交往带来怎样的冲击?或许“屁股决定脑袋”,每一代人的身上都打上了技术留下的独特烙印,当我们在争取生存空间的时候,会为新技术摇旗呐喊;而当我们靠着新技术登堂入室,并随着曾经的新技术慢慢老去之时,我们是否又会觉得那些旧时光总是那么美好?当代的年轻人,算得上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可会不会有一天互联网也像功能机那样,被历史的行程远远地甩在后面?

 

在这个技术快速迭代更新的时代,传统的意义又在哪里?或许作为一个年轻人,更多的时候表现出了对传统的厌恶情绪;但很可能正是我们所厌恶的传统,给了我们保留了一个与上一代人沟通的渠道。而如果到了下一个十年,传统的“年味”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

 

也许,那些过去的,我们不必怀念,因为美好的东西一直都在,只是会换着花样地从我们的身边溜过去。历史的“车轱辘”往前转,我们也应该往前看。


参考:

[1] ZTE中兴:全新的话音业务:彩铃业务

网址https://www.zte.com.cn/china/about/magazine/zte-technologies/2004/8/cn_242/148313

[2] 中国移动2018年中期报告

[3] 腾讯网:2015央视春晚:微信摇一摇红包引发全民互动狂欢

[4] 人民网:首都为什么禁放烟花爆竹?——北京禁放规定出台经过

[5] 两颗土逗:《啥是佩奇》为何让人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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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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