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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社论

资本是专家的精神



编辑:大司炉


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结尾感叹道:“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他觉得,在“祛魅”的年代,一切价值判断仿佛都被“悬置”了,专家们仿佛更喜欢“不偏不倚”地聊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这不难理解,从蒸汽机到计算机再到AI ,技术越进步,我们似乎越接近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技的方式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中也越来越主流。而人们对旧观念的态度,也越来越被“历史主义”的旁观立场所包裹,历史上的一切道德、情感似乎都慢慢找到了现实的归宿。“科班出身”、不带一丝感情和信仰、观念的干扰的“专家”似乎成了知识分子的主流。

 

在社会科学这个行当里,埋头整理数据,用数据说话仿佛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上学的时候,教计量经济学的老教授跟我们说,你要发一篇经济学论文,不搞一摞唬人的数学模型,你的文章肯定是发不出去的。

 

从经济学到社会学,再到历史学、政治学,甚至是文学、哲学,量化研究的方法大量涌入,仿佛一切都在变得“理性”:用几个变量就可以“拟合”出社会一切变化趋势那种“理性”。

 

但就是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社科类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光谱反而越来越鲜明了。

 

毕竟挑选变量这项“大权”,还掌握在一个个具体的专家手里。在专家A眼里,可能是“关键变量”的东西,在专家B那里,可能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白噪音”。更何况,天天泡在社会科学的大缸里,耳边天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听到韦伯施特劳斯,面对的都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一直保持“中立客观”怕是有点困难。

 

更何况,历史的进步与否,与其说被技术的进步决定,不如说更大程度上被掌握了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人的需要所决定。罗马帝国晚期,水动力应用在农业上的技术条件已经非常成熟,但奴隶主为了奴隶价格的稳定,依然在可以用水力的地方大肆使用人力。为了解决流民问题,从唐代到清代,轿夫这种最原始的人力出行方式的重要性在交通史上竟然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讲求“学术自由”的公私立学校里,专家学者的意识形态光谱还可以由自己说了算,可以凭良心,凭出身说话,毕竟,对研究者来说,科研经费的用度还算自由。那么,“吃百家饭”的智库专家的“有色眼镜”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跟学校里的学者一样,智库的专家也是学校培养的。在美国最顶尖的智库里,“兰德公司”以规模大、研究人员多著称,它有着来自53个国家的1875名员工里,有53%拥有一个或者多个博士学位,38%拥有一个或者多个硕士学位。当然,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智库也会培养自己的人才。1970年,兰德就成立了自己的帕迪兰德研究生院,实现高端学术人才的“再生产”。

 

兰德公司的四个研究部门,分别是“国防和政治科学部”“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部”“工程和应用科学部”“行为与政策科学部”。国防和政治科学部学政治学的多,经济社会统计学部学经济学的多,工程应用科学部学计算机的多,而行为与政策科学部学心理学的人多。这四个部门八百多名专家,都是自身领域接受了多年学术熏陶的精英。

 

高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慢慢地也会形成一个培养更高级知识分子的环境,最终,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下,大家都打上了高等教育的烙印。在这个前提下,学习的专业就会成为影响专家意见的一大因素。比如,经济学出身的专家喜欢谈自由市场,政治学专业的喜欢谈“普世价值”,法律专业更强调法治秩序等等。

 

当然,学科内部的学派纷杂,经济学学生也可能服膺凯恩斯派的观点,法学专业的学生也说不定是施密特的拥趸,前者希望政府多用用“看得见的手”,后者则认为法律应该为政权服务。更何况,四分之三的兰德专家有多学科背景,到底哪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更深入他心,这都是不好说的。这一点,毕业的学校,自己的师承,还有上学时加入了什么样的学生社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2018年,兰德公司的所有专家里,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专家是最多的,接下来是哈佛大学,在858名政策专家里,这两所学校出身的专家占了143位。从排名上看,在高校排行榜上排二十一的加州大学两个分校,贡献给兰德公司的专家比排名第二的哈佛多出一倍来。排名第五的斯坦福大学被远远甩在后面。这样看起来,似乎加州大学的学风对兰德决策专家的政治光谱有着决定性影响。

 

但是,从实践上看,单纯从所学专业、毕业的学校和师承脉络看智库专家的思想倾向往往却不是那么靠谱。兰德是一所中间偏右的智库,但在所有的智库组成的方阵里,却显得“持身中立”,比它更“右倾”的智库不少,但美国几乎所有在学校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都要“左”一些。

 

反而,看专家本人最后去了哪间智库要更保险一点。一个自由派专家不会跑到传统基金会去找不自在,一个凯恩斯的信徒也不会跑卡托研究所去“砸场子”。即使新人愿意去“改变世界”,也很难过得了“老人”的审核,更何况,智库或多或少都是要从政党和财团拿资助的,在民主党的智库宣扬保守主义,金主爸爸也不会开心的。

 

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大概分两类:筹款和盈利。盈利是拿到政府购买服务拨款的收入,其实并不占大头,主要还是智库自己的基金会、各种公司捐赠构成了智库的主要运转资金。

 

当年,马克斯·韦伯感慨完“专家没有精神”以后,开了一场讲座,讲一个人该怎么样“以学术为业”。韦伯更关注以学术为业的人应该秉持什么精神,既然以学术为“业”,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就与学术息息相关。留在学校可能还会有一份“自由”,但要是去智库,一个学者不能不要求自己的“精神”与自己的“供养者”高度一致。

 

难怪在施特劳斯的眼里,一个人要想保持“自由”,就要把自己与劳动隔绝开。

 

一份中美研究所的报告给美国智库的光谱大概从左到右分了六类:激进主义、中间偏左、中间派、中间偏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六个光谱背后各有各的“目标用户”,有些是民主党、共和党,有些是特定的财团、企业家,信奉某种主义的民众等等。像兰德这种总体来说还算中立的研究机构可能喜欢长篇大论的报道,但更多意识形态鲜明的智库,可能会在网站上放一些足够“猛”的料来吸引眼球。

 

拿政治光谱最右边的遗产基金会来说,10月11日,他们推出一篇关于美国“去哥伦布化”所带来的争议和问题的报告,在中间和左翼的网站上肯定是看不到的,但这个分析肯定足够刺激美国保守派民众和政客的神经。最激进的美国进步中心激烈批评特朗普干预2020年大选“比水门还差”的报道,在中间派和保守派那里,恐怕也是看不到的。

 

那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就一定要去看像“外交关系协会”那样的中间派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动向的分析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关注各国各式各样的智库,其实是一个发现盲点的过程。毫无疑问,专家的研究是有“光谱”的,而且有的专家身上各种影响他研究公正性的色彩很明显,但正因为有了这些“偏激”的专家,一些“持身中正”的专家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内容,反而会以一种需要我们停下来再想想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当年韦伯慨叹,“专家没有精神。”但他却忽略了专家背后的资本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有“精神”的资本的推动下,专家才不得不去关注那些晦暗不明的角落。

 

从这一点上说,冷冰冰的资本倒是赋予了冷冰冰的专家以灵魂。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资本与专家这种“勾连”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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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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