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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社论

精准扶贫背后的政治斗法和官民博弈

中国走到今天,不容易。



Part1


从18大展开浩浩荡荡的扶贫工作以来,这件事已经进行了8年,我们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光是2020年就有832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摘帽,目前所有贫困县都打赢了攻坚战,我们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个“全面胜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天知地知,上知下知,你知我知,在扶贫起效的同时,我们务必要认识到其间的缺憾和不足,更要认识到其间的曲折和辛酸。


中国的扶贫是从1986年开始的,在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扶贫标准,1993年,这个小组改名为扶贫开发办公室,其简称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扶贫办



我们最初的扶贫是粗放扶贫,这意味着相关人员流于表面,很多村支部书记和乡镇官员公权私用,靠扶贫赚得盆满钵满,引得天怒人怨。


在中央和基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家需要摸底,所以让下面上报贫困户,村支书等基层干部认为上报贫困可以拿好处,便糊弄上级,尽拉关系户上报,100个人里起码有80个关系户,根本帮不到真正的贫困人群。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村明明不是贫困村,为了获取补助,村支书自甘返贫。很多县城也不是贫困县,为了获取补助,县委书记也自甘返贫。


国家的本意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多个层级的阻碍,每个层级的官员都想为自己牟利,作为从基层爬上去的领导,上面岂能不知道下面的小九九,所在2013年11月调研之后,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2015年正式实施。


精准扶贫是跟粗放扶贫相对应的概念,由于上报的贫困户太多,国家将计就计,你上报100个贫困户,我们就认100户,但中央会不定期派人调研和抽查,如果发现弄虚作假的情况,后果不必多说。


精准扶贫确定了扶贫工作务必要让成果惠及真正需要帮扶的人,基层干部一听,一个个菊花都绷紧了,赶紧挨家挨户调查情况,一边把关系户往外挪,一边把真正的贫困户往里塞。


但由于上报的人太多,而真实的贫困户没那么多,村支书们便把农户的屋子翻了个底朝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最后大概是100个人里80个真贫困,20个假贫困,比例算是倒了过来。


虽然贫困户的真实性大幅提高,但毕竟还有20个假的,万一被查出来怎么办?村支书便让假贫困户辛苦一下,比如把家里的东西卖了换钱,再把钱藏起来,这帮关系户好处没捞到,反倒为乡镇官员的乌纱帽操碎了心。



除了让关系户拿好处,基层还出现了敷衍了事的情况,连笔杆子都不讲武德。


2017年11月7日,湖北宜昌当阳市官网发布了一则国土资源局的扶贫总结,除了部分时间和数字略有出入,绝大部分内容与11月6日桂林市灌阳县发布的文案一模一样。


湖北当阳和广西灌阳相隔千里,两地的国土资源局却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更巧合的是,他们一致投入380多万元修建乡村道路5.8公里,这在当时引发了舆论海啸。


面对声讨,湖北当阳市委宣传部回应称,这是工作人员林某误将广西灌阳的稿件上传到网络所致,属于工作失误,国土资源局已对林某诫勉谈话,并责令其公开检讨。


这个到底是不是上传错误,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直以来,部分体制内的笔杆子奉行拿来主义,生搬硬套的事件屡见不鲜,闹出过不少“神木人民爱长沙”之类的乌龙。


神木在陕西,长沙在湖南,神木县委宣传部凭什么爱长沙?这显然是照抄的时候连地名都忘了换。



面对令人发指的乌龙,竟然还有媒体写出了洗白神文《神木市民为何不能爱长沙?》,这不得不让大家对乡县一级政府投去诧异的目光。



Part2


如果说神木市民爱长沙还不算大事,当阳和灌阳的扶贫内容完全一致就出大事了。


一个真正扶过贫的地区,干部们一定是深有体会,对各种数据和资料信手拈来,当阳市的扶贫总结直接照抄,那他们到底有没有扶贫,我不禁要打一个问号。


考虑到下面的阳奉阴违和不作为,国务院扶贫办出台了《关于解决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等问题的通知》,对于在扶贫工作中忽悠群众的人予以曝光并进行问责。


2012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是9899万。


2015年初,中国的贫困人口是7000多万。


到了2019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只剩551万。


2020年1月,江苏省宣布8000万人口只剩17人没脱贫,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实施的4年来实现脱贫254万人,脱贫率达到99.99%。


2020年10月,全国的贫困县一起摘帽,官方宣布彻底消灭贫困。


连续7年,我们每年减贫1000多万人,数据之稳定,政绩之光辉,让全球为之震撼。



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提出在未来三年之内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所以2020年是官方制定的脱贫目标年,出于完成政治任务和地方之间的竞争,下面必须保证达成目标,没有人敢据实报告尚未脱贫。


为了应付上级,有些村官强行取消了所有贫困户的资格,比如某村一个老太瘫倒在床上,被村干部算了4000年收入,包括了人情费用和还没卖出去的鸡蛋,还有一户人家没有收入,只有老公在外地务工,每年给家里寄4000块钱,也被算成脱贫。


丁真所在的理塘县是真脱贫,这得归功于当地文旅局和宣传部的合作,但很多县城是假脱贫,我之前说过,上层看下层是降维的,整个局面一目了然,这些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上面都懂,但既然往上报了,上面又没法公开说下面造假,于是国家又提出了全新任务,那就是:巩固成果,防止返贫。


防止返贫意味着扶贫仍然是未来几年的重点,但从明年开始的扶贫工作会得到缓和,毕竟假贫困的都归位了,真脱贫的也不需要耗费大力气。


从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从形式主义到反形式主义,从全面脱贫到“巩固成果,防止返贫”,这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深层斗法。


从国务院到省,再到市县,最后到乡镇和村,一共有6个层级,最高的两个层级是正儿八经要扶贫,把这项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义务;中间两个层级负责承上启下,传递指示,只求不出问题;下面两个层级有政治理想的很少,更多的是应付工作和以权谋私。



根据我对基层的了解,除了年纪轻轻从中央下放到地方锻炼、挂职的,剩余干部的人生目标基本就是捞钱,他们没什么政治理想,也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去,不捞点好处是不行的。


高层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一来法不责众,二来国家需要用人,三来不能打领导的脸,所以就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一轮又一轮的全新政策是考量各方利益的结果,是政治智慧的完美体现。


其实干过这一行的都知道,最辛苦的往往是深入一线的工作人员,比如在精准识别贫困户时,他们需要下若干通知、填若干报表、跑若干腿,还要挨一堆骂,有苦还不能抱怨。


我们的扶贫人手看上去很多,其实严重不足,镇办的工作人员都有本职工作,真正干扶贫的就是专职的那几个。


我知道的一个乡镇扶贫办一共9个人,其中7个女的,2个男的,女的全是县领导的关系户,只负责党建和吃空饷,每天上班就是刷微博,2个男人得干9个人的活,你说工作怎么开展?


另外,很多基层领导天天把扶贫挂在嘴上,嘴炮打得震天响,就是不解决问题,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部门和各个岗位协调配合,但有些镇办就靠几个专职人员去跑,出了事还得背锅,本来兢兢业业的人也会无心恋战。


Part3


除了政治斗法,官民博弈也是一大难题。


很多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出生不好,而是缺乏良好的教育,形成了懒惰的本能。


有的干部送种猪给他们养,希望贫困户靠养猪赚钱,结果很多人直接把猪吃了。


有的干部送现金,希望他们有本金创业,结果很多人把钱拿去买酒喝。


面对村干部,甚至有村民提出:俺不要钱,不要猪,就要个老婆,你给我送女人。这个政府是真没办法。


在湖北、贵州、吉林、山西等地,贫困户中存在较为突出的“等靠要”思想,他们抗拒脱贫,目的就是为了拿补助,这跟美国人争相领低保的作风十分相似。


鄂西山区一位退休的县委书记说:“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少数人出现了‘我是穷人我怕谁’的心态,他们对上门帮扶的干部很麻木,认为脱贫是政府的事,关自己屁事。”


一些地区还形成了一种文化,认为牺牲娱乐时间获得收入是很傻的事情,打打麻将、喝喝小酒才是好日子,一旦政府给他们救助,他们便借机不干活,让扶贫变成了养懒汉。



为了获得好处,一些贫困户不惜隐瞒真相,在第三方来村里调查脱贫成果的时候故意说假话,就因为害怕脱了贫无法再享受优待,导致扶贫干部考核的时候被认定为不称职,极大地伤害了做实事之人的积极性。


还有一些贫困户逢年过节就找干部要钱,甚至还要挟扶贫干部,说我对你满不满意要看你的表现,这完全是利用国家的调查和考核敲诈公职人员,性质丝毫不亚于腐败,国家却拿这种人没辙。


对于上述现象,我们一概称之为精神贫困。


那种因为生了一场大病返贫的人,你给一点起步资产,他们真的可以东山再起,我最近了解到一个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它是让老板承包一大片土地统一种植,给农民发工资并让其入股,他们就从自负盈亏的农民变成了工人和股东,风险转嫁到了私人老板头上。


在这种模式下,农民每个月都有稳定收入,农作物卖得好还可以分红,这种转移风险并鼓励劳动的做法非常棒,还有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农村电商,我跟中央下放挂职的朋友有合作,通过投放网络广告来靠打开销路,帮助一些有闯劲的农民赚钱,这些都是好事。


中国有1636个县、19522个镇、14677个乡,不同地区的差别真的很大,我去贫困村做过实地调研,村支书不接受电商合作,就想让我捐钱,除了修路建网,他们没有多余的想法。



有句话叫扶贫先扶志,相比物质上的资助,文化扶贫、教育扶贫才是长久之计,脱贫攻坚的穷乡僻壤往往是文化贫困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扶贫不能只从经济上着手。


很多贫困户光想着让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上通通免费,连女人都要国家送,也不想想国家的钱从哪里来。


营造公平正义的文化氛围,树立勤劳致富的价值观,这些是破解懒汉思维的重要对策,我心目中的贫困不是物质贫困,而是精神贫困,前者浇灌点水就能茁壮成长,而后者给予再多阳光也如黑洞般无法点亮。


洗涤灵魂,改造思想,培养技能,力主教育,这才是最具价值的扶贫,而这便是我正在进行的事业。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这些年的扶贫成就足够斐然,只是没有数据上那么夸张,高层对真实情况一清二楚,所以并未放松警惕,在未来,我们不仅要防止返贫,更要把重点放在精神扶贫上。


国家的治理归根结底是吏治,三四线城市和乡镇人口有12亿之多,如何确保基层执政不走样是个重大问题,所以精神扶贫的对象不光是懒汉,还有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乡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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