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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社论

岱岱的读书摘抄——“地方政府公司化”


写的通不过,通过的有人不喜欢看。


岱岱也很难。


在瓜友千呼万唤的正确引导下,岱岱才把偏门当成主打招牌,走上了时政大V这条不归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今天,就围绕这个主题,整理一些读书摘抄给瓜友吧——



搞清楚这个概念,瓜友就能明白很多过去、现在、未来发生的很多事了。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概念


“国家意志和政府诉求,都是人民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但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第一诉求并非如此,官员本人的晋升与本部门经费预算等可支配资源的最大化,才是他们的第一出发点。”


——《公共选择理论》




“地方政府化:

地方政府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对各种行政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为资本,以商业行为和超经济强制为背景的市场交易为经营手段,以获取民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用工和人事管理策略,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营城市”为理念,以官员老板化为从政之道,围绕着“政绩”和升迁而形成的一整套类似于公司制的官场规则体系。”


——来自百度百科



“如果严格考究,我们难以说明“地方政府公司化”这个概念的具体出处。作为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行为的通俗概括,本人更相信这种表述最早来自地方干部之口。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本人在农村调研中,就不断听到基层干部对于自身所从事的政府工作的嘲讽,说“我们县乡政府做的事情,就像公司一样”。”


——戴锦华 《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优势还是劣势?》




“整个经济运行,中央当然起很大作用,但具体是省、市、县在管具体经济,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规划。地方政府定GDP指标、定投资项目,自己搞融资平台,究竟是市场在实际运行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地方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从现实问题来看,很大程度上,到地、市,实际是政府全权指挥,政府在那儿配置市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


——陈经《中国的“官办经济”》



“中国改革之初的给定条件就是仍然保存完好的政权体系——即地方上的党政组织网络,可以称为“毛泽东的遗产”,是旧的体制遗留下来的资源。这些党政组织是如何被动员到发展经济的努力中?


中国建立了两项激励结构(structure of incentives):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和财政改革。


在这两大结构性动因的激励下,地方政权利用正式的官方地位和对资源的调配权力,培育发展地方经济,使得农村工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此,国家通过正式的制度变迁,促成了“经济奇迹”。”


——戴慕珍《中国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这个概念有两层意思,地方政府公司化后,和中央的关系,以及和中央部委的关系。


与中央“利与弊”的关系:




“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吴晓波年终秀





“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各个县变成了经济实体,各个地方政府在那里互相竞争,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秘诀。”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北京共识”之父  库伯·雷默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邓 视察乡镇企业1987年的谈话






“诸侯经济,本质上就是各个地方一味追求局部利益,而忽视国家全局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的一些错误做法,说白了就是占山为王,搞地方割据,互相封锁,各自为政,因为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代下,GDP决定了官员的升迁。”

——胡鞍钢《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后》




“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大干快上”造成的综合性治理措施和宏观调控碍难贯彻,若无“双规”,则几乎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管住地方大员!


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两个政治局委员的双规案——1995年北京陈2006年上海陈,这“二陈”的案例,都有带头抵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背景。”


——温铁军《八次危机》




“那时候烟酒店卖的都是本地的烟酒,隔省的都卖不出去,为什么?湖南的烟酒进湖北,就要收重税,为了让湖北自己国企的烟酒卖出去。湖北自己国企的烟酒卖的越多,它自己留的税收就越多。


94年搞分税制之后,地方国企利润上缴中央了,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保护地方国企了,所以地方上绝大多数烟酒厂、纺织厂之类的国企迅速破产,全国都喝青岛燕京。”


——《忙总文集》




“1991年, 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王丙乾迫于无奈开始,在财政会议上搞“摊派”,每个省被强行分配指标,从1000万到1亿不等,可惜当时中央的信誉 “破产”,借了三次,每次都是有去无换,这次地方的积极性自然不高,个别富裕省份的财政厅长直接顶回去 :“跟我要钱,我可没有。”


只有青海省说,愿意拿出几千万支援中央,把财政部的同志感动的热泪盈眶。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名言就是,“我现在穷得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1992年,接班的刘仲藜还感慨:“老兄我可真佩服你啊,这些年你怎么过来的”,还没过一年,刘仲藜就变成,“我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


——荣大一姐《我们地方没钱》






另外, 地方与中央各部委的关系,很多人视而不见,或者看到了也不说,实际上,“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关键:





“政治关联在转移支付上有明显的相关性,导致了转移支付在效率上的折扣。


我们收集了29个部委的正副部长籍贯,出生地和第一工作地,发现部部长的出生地和专项转移的极强的相关性。


以2003年为例,每新增一个部委的部长,会使得其出生地的专项转移增加2亿元,如果是最重要的六个部委(财政、社保、卫生、农业、教育),会增加到9.4亿,相当于当地预算的34%。”


——范子英和李欣《 2014 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中的政治经济学》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文献都只讨论了地方政府的动机,将地方政府视为经纪人,而未涉及中央政府部门。


在分析我国政府治理架构时,如果用经纪人假设来分析地方的“块块”。同样也应该将经纪人假设引入到对中央部委“条条”的分析中。


“条条”之间的竞争实质,是部委间权力的争夺。


以非金融企业债券为例,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之间的竞争,是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在2005年至2012年短短七年间翻了二十多倍的主要原因。


那么“条条”竞争,是谁得利呢?


是地方政府的“块块”得利!


数据显示,地方国企发债的份额从2005年不到24%上升到2012年的43%,地方国企发债中又有一本左右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包括民企在内的其他企业发债份额只有不到7%。”


——殷剑锋《我国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急需“顶层设计”》


岱评:


上面设这么多条条,本来是要加强对块块的监管,但条条之间的竞争如果没被上面控制在合理区间,就会导致条条对块块的监管弱化,让块块有缝可入,甚至条块齐心,一起让上面的政策执行走样。


很多政界学界的人没注意到这点,认为央地关系就是中央-地方的博弈模型,但实际上中央各个部委也有其利益主体意识,也有其倾向性,完整的央地关系应该是中央-部委-地方三者的互动博弈。


殷剑锋水平,666。




“地方的权限收上来也不是收到总经理手里,也无非是收到各个部门的老总手里,甚至可能是老总手下的分管,或者小文员手里。有些部委的科级小文员能和省长平起平坐,如果没有他们手中掌握的重权,是不可想象的。


 地方诸侯考虑地方的利益与邻为壑,部门就不考虑小部门的利益不与邻为壑了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僚的地方就有官僚体系。在一个人人追求个人私利的社会里,手中握有被上级赋予的缺乏监督的权力,不用权力谋求部门、小群体和私人的利益那才是比较稀罕的事情。


把权限给予地方分公司,地方分公司可能胡闹。把权限收上来,总公司各个部门一样可能尾大不掉。”


——安生《闲话诸侯经济与部门经济》


岱评:


大白话



地方与地方的关系


关于地方和地方之间的那些事,岱岱写过好几篇文章了。


再度摘抄下来,给大家看看。




(洋山港)给你们反正你们也不去搞,不如给我们搞得了。

 

——上海方面某官员

  


背景:

 

上海港不是深水港,上海一直在寻找深水港来获得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因此看上了宁波舟山的洋山港。

 

而宁波因为已经有宁波深水港,所以对需要重金开放的舟山港不感兴趣,一直闲置在手,故有上面这段上海官员对宁波方面的话。

  



“别在济南建了,在烟台建吧,济南不如烟台有前途。”


——山东某位烟台籍省委

 


背景:

 

万达旅游城想落户山东省会济南时,某位胶东烟台的副省级干部对王健林如此说道。




“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净空高度仅有24米,如同一座铁锁,把大船挡在桥下,丰水期仅能通过3000吨级船舶,万吨级外轮根本不可能通过,限制了长江作用的发挥。

 

建议炸掉长江大桥!”


——2006年,黄奇帆于一次公开会议上的发言

 

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投资数十亿元在芜湖、武汉、重庆等港口建成的数十座5000吨级外贸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因为长江大桥对长江的“拦腰一斩”,各处都没有没有大型外轮靠泊,只能“晒太阳”。

 

大型货船无法通过南京长江大桥,令南京能从中获得中转、运货等巨额经济利益;一旦将大桥拆除,南京利益将会变得一无所有,故南京极力反对拆除南京长江大桥,相反重庆却因欲再发展经济,因此主张炸掉长江大桥。

 

2006年1月上旬,上海举办关于“长江黄金水道开发”的主题报告会,与会的重庆副市长黄奇帆说出此话后,当场的南京副市长笑言,南京长江大桥再用50年也无问题。


岱评:


 那个南京副市长,也是皮。


后来,岱岱又看到了这个新闻,重庆武汉咬牙切齿想炸掉的南京长江大桥,竟然申请入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才40多年历史的公共交通设施要申报重点保护文物,真是活久见,岱岱仿佛听到南京童鞋心里的小九九:


“你们想炸大桥?等大桥变成文物,看你们敢炸吗!”



然而,中央对地方之间的“勾心斗角”,看的是一清二楚,于是:



唉,这么多年看下来,对各地之间层出不穷的骚操作,岱岱只能说:







地方公司化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只要领导作出了决策,地方政府动员、指挥、落实和执行的能力比一般的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政府不但可以运用财政手段来实施激励和奖惩,还可以运用行政甚至是“政治”动员来调动其辖区内的所有资源为其决策服务。在“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服务”的目标之下,市场是“失灵”的;而在“政治任务”的名义之下,即使是市场和非政府力量也要为其让路,并为其服务。将经济增长“政治化”正是地方政府提高运作效率的不二法门。


东北某县政府为了推动奶牛养殖的发展,提出了养奶牛是“最大的政绩、最大的政治”的口号。在层层发动之下,县对各乡镇长的考核、各乡镇对村支书、村长的考核都以“推动农民养牛数”作为最重要的指标,以养牛数量搞比赛、排名次,甚至将其提升到“一票否决”的高度。财政部门为农民买牛进行补贴,税收部门为引进的牛奶公司进行税收奖励,国土部门为牛奶公司征地、宣传部门动员报纸、电视、广播宣传奶牛养殖如何赚钱,农业部门组织各村庄去外地买牛、大搞奶牛养殖技术培训,总之,一切为奶牛服务、一切为奶牛让路。结果,短短两年内,此县就变成了几乎农民家家养牛的奶牛养殖大县。”


——周飞舟《地方政府“公司化”带来了什么? 》




“地方政府公司化,它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起飞,也能解释中国所出现的“治理危机”

地方政权耽于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利益,自然疏于分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赵树凯《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优势还是劣势?》




“2003年,韩国 LG 集团放出风声,要在长三角建厂,十三个城市蜂拥而至,像锦标赛一样,13进4、4进2、2进1 。无锡和苏州竞争到白热化状态,11点钟赶到上海,长谈到凌晨1点半。最终进到4强。4进2 ,无锡做了好几套专业方案,得到答复不反对。2进1,韩国 LG开门见山,死咬着要税收土地优惠政策,1美金1亩地不放。

双方僵持,从早上9点到凌晨4点,虽然最后无锡没有满足其条件,被淘汰。这足见财税的优惠政策的重要。”


——荣大一姐名篇《我们地方没钱》




“(地方政府公司化)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破坏了市场的法制环境,加剧产能过剩,加剧生态恶化,扭曲宏观调控格局,扭曲城镇化进程,累积地方债务,提供了权钱交易空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地方政府公司化,这种建立在不计成本、全体动员和检查评比方式之上的运作能力实际上是 地方政府手中的“魔戒” :它会发挥令人惊叹的神奇功能,也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甚至危及其主人自身。

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个地区的收入分配,应该关注“增长是谁的增长”,谁会在增长中受益,谁会在增长中受损。


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内的shang·fang人次和qunti·性事件,更加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状况。


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内的财政收入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些公共收入如何被用于公共目的,如何公平地覆盖了地区内的大部分民众。


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修了多少路、盖了多少学校、医院,更加应该关注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

政府面对的挑战在于,这些“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恰恰是难以测量、难以检查评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恰恰是难以当作“政绩”、难以作为政府的短期目标的事情。


当前政治改革的一个目标是如何科学地量化“政绩”,如何使得政绩考核中包含更多的民生内容。”


——周飞舟《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在当下这个各种信息浩如烟海应接不暇的时代,世事浑浊而不清,需要你有正确的解读视角,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弄清“地方政府公司化”这个概念,以及其制度由来和历史发展和走向分析,就好比掌握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解读很多事情,如各种税制的博弈,土地财政模式1、2版本,学者呼吁中央金融分权,房产税和市政债的中国特色,以及近日农村集体建设用的入市等等。达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的作用。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岱岱愿和大家一起~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吃瓜群众专栏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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