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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社论

在日本,真的能够寻找到中国吗?



编辑:佐治




01



近年以来,我国和日本的民间交游,繁闹程度更增几度。

 

尽管近期因疫情肆虐之故,两国之间游人大减,但国内疫情至今持续时间尚在几月之内,大家还不至于就此以遗忘了过往的情状。

 


毕竟,即使人脑在冗杂事务的处理下会偶尔宕机,忘却些事物,互联网内的各类记录大抵不会自我遗忘。

 

要问自中国赴日的热度如何,不必看花见小路旁赏景的中国游人,不必寻携家带口满载而归的我国购物客,单看旅游广告和购物攻略的繁盛程度,观览下朋友圈内的配图或广告,便可一窥由中国到日本经济互动、文化交游的热度。

 

不过近几年来,潮流的流行风向似乎有了转变。赴日扫货的热度相对降低了,去日本“文化游”的声音则渐增了。

 

“吾侪至日,非为奢侈品之利,而为文化相促”之声,也频频见诸纸端。类似“去京都赏盛唐”“往日本寻中国”的说法,更是多见而不鲜。

 

前一段时间大为纷嚷的“日本防疫物资上赠言”的故事,从部分网友的评论里,隐然可见“日本对于汉文化的保留是优于中国的”的想法。



虽然这件事情最后被证明是个乌龙事件,大部分汉文赠言均源自在日国人之手,但部分网友流露的想法却并非虚妄。

 

从“寻求财货之利”到“满足文化需求”,此种变化,似有可资赞赏之处;然而依笔者之见,若只是惑于表象,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简单观览,则寻到的可能并非中国、更非日本,很可能仅仅是被文化的相互映照间的闪光迷了双目而已。

 

在异乡寻故国,自应是如履薄冰之事。

 

若心怀傲慢,惟以指斥对方为目标,不过是加深偏见;不知故国的风俗历史,贸然投入他国的文化环境,则谬误不能常知,难免失于客观。须知,单一地域不能完全承载民族认同,文化共识常常也钩连于其间。

 

民族建立的进程,不仅仅局限于史实的堆叠,更常常混杂了臆断、甚至神话;如果不能了解民族作为“人工构建产物”的这一事实,仅仅将其视为简单的历史知识的罗列,在对文化的探查过程中,就往往会迷乱于某些“特定的,被选取的事实”之间。

 

自身准备尚不完善,对于本国的相关历史尚不了解,就一头扎进异国文化之中,这样的情状恐怕并不少见。若真如此,那么对文化的巡游不仅难以洞见真实,还可能反而生发迷惑,对故国之理解亦未必能够因此而清晰。

 

鲁迅先生笔下“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之语,虽语境相异,却又恰好合乎上述之情形。

 

故而,赴东瀛以寻故国,未必合意;唯有两方均晓,各逢观览之后,方能在谬误与真实、模仿与创新间,在日本寻到更加切近真实的中国。


 


02



不论是为何人,居于何地,凡是往日本而寻中国者,大抵都应同意如下观点:所谓“至日本而寻中国”之说,所寻之处自非自然之中国、更非现时之中国。当然,更不是和制汉语里翻译成“中部地区”的“中国”。

 

依笔者愚见,所寻之物,大概应包括以下几类:唐宋时期本国文物在日本之遗存(例如曜变天目茶碗)、唐时风貌文化于日本之遗存(例如唐制建筑)、近代吾国历史人物于日本的周游之地、曾驻之处。

 

▲被日本奉为国宝的曜变天目茶碗


虽然后者似乎因实践意味更浓而更有趣味,但似乎从而知之者少,更罕亲身实践之人。(记忆中有人去访问过鲁迅和周作人书信里提到的和果子店,但那的确是少数。)故本文讨论的对象,大抵限于前述之二者: 赴日本以寻唐之残迹,以日本所存来丰富对唐朝之认知。

 

的确,鉴于我国唐制建筑的缺乏、印证文物的缺失,常有游人赶赴正仓院等处,以览其宝,充实所见。

 

然而,物固然是物,其本身并不能声言何事,而只能由鉴赏者的结论与出展者之口来代为发言。

 

而语词之表达中,便隐含着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即使物品同出一源,其背负的文化涵义之差异也相当可观。“唐样大刀”虽样式有异,然非细察者终难得鉴;若因形制类似之处而认为日本刀乃是唐刀之继,则失之谬矣。

 

“主人是新主人,宅子就会变成新宅子”,浅显言之,纵使物品无所变化,加诸其上的意义有变,则其文化内涵完全相异,历史地位也迥然不同。

 

吕宋壶本是出自菲律宾的日用物,但在日本被赋予新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意涵后,其价自然千百倍之于同地出品之物;日本之侘寂茶道虽自我国的禅宗引入精神内核,但其“和静清寂”之说也早已加入了其民族气质的特征。若说茶道器具形制近于唐朝,则草庵茶兴起前而流行的、室町时代看重唐物的审美趣味,方才更加符合唐朝风貌。


▲茶室图


放眼西方,亦是相类:可能出自达芬奇手笔而难以辨明真假之画作,并非仅仅因为不确定的“达芬奇之作”的声名,更因其印证了艺术史上关于艺术家画作风格的变迁而身价陡增。

 

艺术世界内,评鉴家赋予画作意义,公众则遵循其意见判定画作价值;现实世界中之历史,也同样不止于实存之物,更是多重意义的累加。

 

物确实为物,是对故国风貌的记载与遗存;然而在此之外附加的含义,则和中国历史所珍视的意义相去甚远。

 

若言过去曾见之物皆为历史,则经历过某一时代的人则会惊疑地发现,自己的经历即使在所居之地的地方史中也很难觅见踪影。

 

即使是当今流行的“口述历史”,最后也难免将所得归回于主流史观的结论中。历史时期的分隔,不仅仅是为政治形势的变化,更关乎于意义之变幻。

 

新的时代欢迎新的价值,建涉新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语,也可以从对意义的重构这一角度来赋予新的理解。

 

四万年一循环的世界观点早已离去,对意义的重设则历久弥新。

 

不论是日人复建首里城的行动(然而该城在去年十月末失火烧毁了),还是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去汉字化”,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建筑复立、文字变化,“去汉字化”背后更隐含着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去中国化”的意义转变。


▲北京时间2019年10月31日凌晨1点40分左右,日本冲绳县首府那霸市的首里城失火 


甚至民族国家的兴起,实质上也是一种意义建构——标示着区别于氏族血缘与地理区域的新的国家意义的诞生。

 

对于民族历史的重构,同时也可视为一种意义的重构。这一重构自近代欧洲吹拂至全球各地,日本自然概莫能外。

 

在寻觅故国文化之时,若是将这些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赋予的意义“照单全收”,则自然无法找到本国的历史建构。

 

此处,试举一例:


日人柳宗民先生曾写下以下观点以称赞日本诗集《万叶集》:一是因为《万叶集》一书提到了一百六十余种植物,“放眼世界也找不到第二本这样的诗集”;二是以其中一首完全以植物名作为词语写成的和歌(即《秋之七草歌》,是七种植物花名的直接排列)为例,以此来感慨其民族与植物的联系,“不知这是否是世界上唯一一首纯粹由植物名写就的诗歌”。

 

虽然笔者未曾对植物的种类数量进行过详细计数,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载的《诗经》草木亦已不少,更不用说《楚辞》所载的楚地风物。《秋之七草歌》虽然由七种植物构成,但辛弃疾的《满庭芳》或者南朝萧绎的《药名诗》也不落下风。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当然,由于作者本人有意或无意的疏忽,这些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自然不会提及。在这一叙述模式下,我们已然可以目睹某种“民族气质”的建构过程。

 

如果没有对于本国文化的通晓,就可能会迷于有限的事实表述,而得到“喜爱草木是东瀛一地之民族特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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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于意义,尚且可解;迷于语词,则更糟糕。

 

毕竟身处汉字的历史文化圈,日文内部也有诸多汉字留存。鉴于其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较多古旧语词仍然遗存于日文之中;尽管经历过“去汉字化”的历史运动,仍然有部分古语留在语词之内。

 

语词虽存,意义相异;故而,需以谨慎之境而待汉字遗存。

 

鉴于早期日本仍居于汉字文化圈内,因而对其按照汉字字义进行理解的纰漏相对少些。尽管如此,在对待语词之时,也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则不应以和制汉字作汉字原意而观。尽管汉字表意而不表音,但其不影响东亚文化圈内的国家对其含义进行变动,或在我国意旨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保持原意。诸如侘寂、物哀等语,虽为汉字所构,但其义已远矣,例如“物哀”实不含“哀”之意。其间赋予的意义早已经由汉字本地化的过程,其表达的情感也更偏于民族化,并不与我国的文化趣味完全相符。

 

二来,近代以来,日人部分语词引入中文,给近代中国的西学研习提供了助益。不过,要注意近年来兴起的“近代汉语完全自日本传入”的观点,事实上,双方在语言中并非给予与受让之关系,而是各取所需。耳熟能详的“化学”一词,实际上就是汉语一侧的译法。

 

同时,限于语言的特质与使用人数的多寡,许多日译西来语词实际上表达的意思并不如中文翻译准确,严复将“religon”译为“教宗”而非“宗教”即为一例。Religon 是为“诸教之宗”,因为一教实际分为诸多宗派,而难以以“一宗之教”名之。不过,严复的译名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继而湮没于译著的海洋中。故而,在两国汉字的交互中,一味地厚此薄彼也不是应有之态度。

 

当然,语词本身即具有不准确性,翻译这一过程在早期更像是一种实验性的巧合的结果。(例如将present翻译为“伯理玺天德”)不论是表意还是表音,都难于完全传达字词的原有之意。

 

“人类用语言镜像了自然世界,从此便栖息于语言的镜像之中”。

 

正是因为语词的不可靠性,福柯才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主张;也正是感受到语词的不可靠,我国的禅宗才提出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主张。

 

前面言及的日式茶道,以严格繁复的规矩而著称。虽然日式茶道也算是引禅宗思想为其精神内核,但无论如何和禅宗公案不拘一格的风格相去甚远。

 

不能以细腻的眼光来探明两国文化的相近处与差异点,便难于在探访中形成对本国思想的更新认识。若如此,身在日本,也难以寻到中国。


▲汉字图




04



当然,对于这种追寻“海外汉文化”的活动,笔者并不是持着完全否定的态度的,只是认为需要在追寻中秉持一定的行动准则,建立一定的文化认识。

 

毕竟,日本作为东亚汉文化圈的一员,其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烙印。而这,也正是那些“在日本寻中国”的旅人出发的缘由之一。



剥离了地域时间等属性,为文化的独特差异所吸引者,恐怕不止一人。这一点,从近代民国留日作家的笔下,也多少能够触及到一点端倪。源于中国而又逐渐偏移以致迥异的文化属性,在接触中所感受到的那份熟悉与陌生的复杂感受,恐怕更是多人为此而着迷的原因。插花、茶道,两者都是和风文化的代表者。

 

前者,源于明代文人花的审美情趣;后者,始于唐代引入比睿山的茶叶种植。其间存于中华文化间的脉络,正如深入语言体系的汉字——即使是出于各种原因,受到消解,也始终抹除不了中华文明的痕迹。自文明起源之始,中华文化的影响就始终如影随形,深入血脉,无法抹除。

 

但,另一方面,与民族特质的结合,也使文化由原先的同一内核衍生出了不同的副产品,延展向了不同的方向。发展至今,蓦然回首,海之两侧,都早已与盛唐时的气度远不相同。

 

在审美的方向上,举目之所见,相似与相异的地方都颇多:正如钱钟书所言,“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古来汉字入诗,自有形意相应;“江头垂柳弱袅袅”,依旧体而写,则为“弱嫋嫋”。纵列而观,其形恰似弱柳扶风;日式诗句,近来亦有以形而盛者:《单调的空间》中跳跃的“の”,在语义外构连出视觉形象的和谐。

 

诗文之作如此,审美之境亦然:“青蛙落古池,咕咚一声喧”的静寂,正似蝉噪林逾静的喑风。大洋彼岸的诗文,尚且有着相类的地方;同属亚洲文明,而在初始上存在着如许之牵连的两者,更是不必说。

 

因为这远隔的距离、不够流畅的交流,在和风的背后,依稀可见昨日的文化后光。唐时茶法,终结于明,而部分存续于日式茶道之中;字之古音,自易存于吾土偏远罕至之地,而东瀛亦为其一。

 

观照相对,可令人细察到我们所遗漏的过往。而在中华文化中文人式风格的清净审美,也遗留其间,与其土之人之民族性相勾连,绽出了我们未曾料想的绮丽花朵。


▲街巷图




05



不过,文化的融合,终究掩映不了内在的差异。即使是奈良这样的“古城”,实际上早已经历多次复建,古建筑的外观下,实际上暗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钢铁之心;与之类似,五十音与罗马音的设定,也使得日语更加易于直接接受外来语词。


五十音图表 


相较中华文化的和实为一,日本文化中对异质舶来品更加迅速的接收,也是一个区别较大的特点。正如描绘大正时代的那副远樱与火车相映成绘的浮世绘一般,微妙的结合,恐怕可以作为描述日本文化的一个语词;而在文化以外的方面,这种特点恐怕也不为例外。

 

对于文化,虽然可以在某些程度上来独立看待,但将其全部与事实地域抛开,也是如爬上象牙塔般不合理的。

 

文化可以作为民间风物的体现,也可以是御用文人的有意炮制。

 

文化之差异固然令人神往,但也不能为此而神迷,以致抛开了独立思考,亦或失却了文明自信。

 

惟有抱着不偏倚的审美态度,方能在不同之处着意观照,在差异之间寻得趣味。创设“阴翳美学”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年轻时亦曾由其小说《饶太郎》发出“我想去西方”的感叹。岁变时移后,其人方才生发出“排斥本国传统文化是危险的”之慨。

 

最近听闻,部分景德镇瓷器开始追求日式的侘寂美学,失其旧态,在笔者看来的确是一件憾事;而上世纪日本中产阶级的焦虑与迷茫,在现今对中产阶级困境的讨论声中,也时常成为众人谈话所关注的的新焦点,为寻觅当下困局的出路提供参考。

 

故而,惟有在比较间保持独立不倚的立场,方能察见文化之联结,览得幽雅之盛景,为今时今日之问题觅得新解,而非惶惑无措,不知前路何方。

 

艺术不限于一地一域,不止于一时一日;但文化艺术与地域间的深刻联系,与过往间的鲜明羁绊,则是无可否认之事实。

 

迷乱于文化的异质性之中,却反而因此而忽略了本国文化的美丽,是不应容许的状况。而若是将文化上的景仰在国家、地域层面发生了混淆、乃至影响了是非准则的判断,则更是令人不齿。文化无罪,而利用文化而行他事、为他道者应谴;若周作人般陷于期间,不知己路者,则更是误入歧途。

 

文化可远观,可近探,或为异质之奇,或为过往之寻。

 

但,在对于文化的赏鉴中,不能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不能忘记保持独立观察的身份。如此,方能在比较中照见古今,在细察间觅得闲适,不为外物惑,不染心内忧。

 

文化之美、泠然之气俱存,方可不带偏倚,而在了解和风文化的同时,充实自己的内心,获得对己之文化的新理解、新思维;所为如此,方才合乎文化交流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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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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