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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社论

中国与世界的奋斗史:从雅尔塔到大阪G20的中心


编辑:大司炉


1944年11月9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给蒋介石发去了第二封关于英美苏三国会晤的电报。从那一天开始,蒋介石的日记里,充斥关于这场决定战后世界命运的会议的关切。这位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在遥远的重庆焦急地等待着来自欧亚大陆另一头的只言片语。

 

但是,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一直没有他想要的消息。1945年2月6日,在雅尔塔协定签字前几天,终于有消息从莫斯科传来,但却实在算不上一个好消息:苏方要求将原定中国外长宋子文访苏的行程再向后顺延几天。

 

远在万里之外的那场会议,很可能关乎中国未来的国运,但是中国的决策层对此得不到一点消息。

 

此时的雅尔塔,罗斯福看起来已经被疾病和刚刚过去的大选折磨得瘦骨嶙峋。据副总统杜鲁门说,老总统往茶水里加奶油的时候,洒出来的比倒在杯子里的还多。

 

在飞机离开华盛顿之前,驻在苏联的外交人员频繁地给白宫发报,提醒总统苏联正在成为新的欧洲霸主,美国最好能跟苏联在欧洲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来。看到充斥着“帝国”“势力范围”这些词汇的报告,罗斯福一点都提不起兴趣,轻描淡写地把这些“忠告”扔在了办公桌的角落里。

 

在雅尔塔,罗斯福的想法是,应该建立一个所有战胜国都参与进来的国际组织,在各个战胜国的合理督导下,共同维护世界秩序。

 

掰扯了好几天,“三巨头”终于在苏联黑海边这个度假胜地敲定了未来国际社会的秩序:

 

以美、英、苏、中四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部门,而由全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联合国大会,则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


“(雅尔塔会议)应该是意味着片面行动、独占联盟、势力范围、权力平衡、及其他经几世纪以来尝试仍失败的权宜之计等等现行国际社会体系的终止。我们建议一个世界性组织将取代这些种种的不公,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最终将有机会参与。

 

从雅尔塔回到美国,罗斯福坐在扶手椅上坚定地说道。一个月后,这位执政十二年,连续当选四届总统的老人在准备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因脑溢血去世。

 

第二年,1946年1月10日,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而此时,丘吉尔已经在大选中落败。这一年,他以一个普通议员的身份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学院,这位英国最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欧洲地图上画了一条沉重的黑线:

 

“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那是一条罗斯福到死都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方世界的“分界线”。

 

 

 

01

序曲:从雅尔塔到“六国集团”

 

 

实际上,最先想竖起这道铁幕的,不是英美,而是苏联;目的也不是扩张,而是自卫。

 

经历了十多年的折腾,此时已经被大清洗和卫国战争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苏联,只想在自己国土的外围修一道“保护墙”。而这条“保护墙”之外,希腊和土耳其的游击队都被它抛弃了。

 

“建立了圣主教会议,选出了大牧首,解散了共产国际,最后,取消了《国际歌》,这一切都有利于祖国。

 

红军总军械部部长雅科夫上将在谈到1944年苏联将国歌改为《牢不可破的联盟》时这样说道。

 

苏联关起门来“养伤”,欧洲也需要从美国“输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联合国成了美利坚的“一言堂”。甚至组成“联合国军”干涉朝鲜这么重大的决议,苏联代表当时竟然不在会场。

 

后来,经过十年的“输血”、重建、复苏,欧洲的“灯光”又亮了起来,虽然不像当年那样光照全世界了。它开始重新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在当时的西欧,英国虽然还维持着“老大帝国”的体面,但毕竟孤悬海外,跟欧洲若即若离;德国经历了二战之后,变成了战败国,国土分裂成了两块,在东西方对峙的前沿线上艰难生存着。

 

时势造英雄,在六七十年代之交,法国成了欧洲一体化运动的领袖。

 

1969年,被前一年的五月风暴折腾得心力交瘁的戴高乐将军因为没能成功削弱参议院的权力,愤愤不平地辞去总统职务,回到老家当了一名体面的乡绅。几年后,继任的蓬皮杜总统也因病去世,1974年,48岁的德斯坦成为了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位总统。

 

而这一年的西方世界,可以说是阴云密布:在中东,为了遏制欧美各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阿拉伯国家拿出了石油禁运的“杀手锏”,油价高企,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滞胀”之中——因为石油价格高企,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都陷入停滞,同样也是因为石油价格高企,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一年,紧邻中国首都北京的天津市南郊,大港油田正式启用,胜利油田宣布前一年累计钻井十五万米,并正式投入生产,最大的竖井钻井也研制成功。但是,对于困扰整个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中国的石油“大会战”却丝毫起不到作用。

 

这一年,印度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成了第一个在“五常”之外的有核国家;第二年,美国在越南遭遇了彻底失败;1975年的4月,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纽约市竟然到了破产的边缘。

 

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在这一刻突然发现,现有的国际体系竟然对整个西方的衰落毫无办法。

 

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西方所有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联系在一起,但丝毫没考虑到美国经济发生危机以后会怎么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协议都没考虑到,有朝一日僻处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竟然可以卡住西方世界能源供应的“脖子”;联合国对美国的失败束手无策,对于以色列和中东诸国的频繁战争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西方的领导人们发现,既有那些协议、机构竟然“百无一用”。

 

它们通过漫长的讨价还价签订书面协定、常设一个秘书处负责协议的执行,这个秘书处的一言一行都被一早就签好的协定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协议签得越多,国家身上的镣铐也戴得越多,最后,面临新的危机,西方社会更加束手无策。

 

对此,德斯坦总统代表法兰西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解决方案。1975年7月,法国向美、日、英、德四国首脑提出:我们可以聚一次会,来讨论“涉及世界经济危机的所有经济问题”。这个看似大胆的提议很快受到了四国的积极响应,到10月初,五国又在纽约临时决定,请意大利参加会议。

 

“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召开后续会议,更不用说变成每年一度的制度化的峰会。

 

▲当年发起G6峰会的德斯坦总统,至今仍在为欧洲事务发声

 

这一年11月中旬,六国首脑齐聚法国朗布依埃。虽然后来人们意识到,这次会议的成效要比之前各个组织、协定的成员国例行磋商要有效得多,但是,包括发起倡议的德斯坦总统本人在内,还没有人觉得,这样的“峰会”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舞台上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02

寡头的时代:从G6到G8

 

 

在西方政治学发展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再到美国制宪的那一批“国父”们都相信,真正优秀的制度是各种单一制度的杂糅。

 

比如对民众的狡诈自私痛心疾首的马基雅维利,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者,他最青睐的制度是当时法国国王、贵族议会、市民组成的协商机制;在比如对美国进行制度设计的联邦党人,他们新国家的制度里君主(总统)、贵族(参议员、联邦法院)和民众(众议院、大选)都有自己的位置。

 

进入国际政治的舞台,这种“制度的混合”虽然变得更为复杂,但仍然遍地开花。不过,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国际舞台上的“君主”地位了,更多的还是“寡头”与“寡头”之间激烈的博弈,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能看到“民众”崛起为新的“寡头”

 

1976年,六国领导人第二次在波多黎各召开峰会,这一次,美国又邀请了加拿大参加会议,G6正式变成了G7。

 

在之前的G6峰会上,除了日本和美国以外,其他四个都是欧洲国家,而且都是欧共体成员国。而且,经过十多年发展,日本也与美国的联系虽然紧密,但至少在经济方面,早已不是一个听话的“小弟”了。

 

这么下去,总有一天要变成欧洲小弟“群殴”美洲老大哥的局面。况且,除了美国,美洲也不是没有经济发达,商贸繁荣的国家,于是,在第二次的峰会上,加拿大也成为了这个非正式的“寡头俱乐部”的一员。

 

像第一次峰会一样,各国还是没有真正给这个临时的磋商机制给一个“名分”。首次来参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现任总理特鲁多之父)甚至强调:

 

“我认为我们要避免人为地将峰会机制化,而是看它是否真的为成员国所需要。

 

▲首次代表加拿大进入“寡头”大国俱乐部的老特鲁多总统

 

一直到1988年,在多伦多举行的峰会上,与会各国才正式宣告:七国集团峰会有着重要的价值,以后每年召开将成为常态,主办国具体轮流顺序是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这一年,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东西方之间深厚的铁幕开始渐渐消散。

 

1988年底,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苏联,中苏关系正常化还差最后的“临门一脚”。五年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还对中美之间的“亲近关系”耿耿于怀。他对着钱其琛喋喋不休说了一箩筐美国人不好的话。接着,这位老外长话锋一转,“教训”其面前还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小老弟”来:“你们跟美国人应该这样打交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期的较量,比任何人都有资格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沉默良久的钱其琛话一出口,噎得当了二十七年苏联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半天说不出话。

 

后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新的领导人,在“拆除铁幕”这件事上,他却比任何人走得都要远。

 

1991年7月,英国首相梅杰邀请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并列席这一年的“七国峰会”。这个西方“寡头游戏”的会场上,第一次有了来自不同阵营的身影。

 

不久之后,苏联解体,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成为G7峰会的常客。在1997年的那不勒斯峰会上,叶利钦参加了除了一次财政金融会议之外的所有会议。第二年,俄罗斯正式成为会议成员,G7也扩容成了G8。

 

当西方“寡头”的俱乐部开始成为世界“寡头”的联谊会,八国集团的各项体制体系也渐渐完备起来:一年一度的首脑峰会是其核心决策机构,由各个成员国轮流主办;部长会议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中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举行的峰会可以代表八国集团作出决议;峰会事务协调人会议负责安排峰会的议程和经常性沟通。在这些会议之下,还有各种工作小组、任务和专家小组负责协定落实和政策咨询。

 

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八国峰会已经渐渐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间协调机制之一,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机制的问题也一天天暴露出来。

 

 

 

03

通向“全球治理”之路:从G8到G20

 

 

在柏拉图那里,珍惜荣誉的优秀寡头组成的“贵族政体”可能是“最好的政体”。但是进入近代,哲人们眼中它渐渐成了“最坏的政体”。从博丹到霍布斯,他们都相信一个国家应当有绝对的权威,“主权”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绝对”。而启蒙主义者又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贵族没有天然居于民众之上的合法性。

 

当苏联解体,两级格局瓦解后,国际社会中“寡头”的垄断的现状也渐渐引起了批评者的反思。

 

1999年,中国“入世”谈判到了最后关头。这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此时已经有了十多亿人口和庞大的工业产品出口量,“中国制造”正在全世界遍地开花。那年冬天,美国人在谈判桌上连着抛出了七个问题,要求中国让步。面对前三个问题,总理朱镕基全都答应了下来,当谈到第四个问题的时候,这位操着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的经济学家对美国人说:

 

“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

 

美方在最后五分钟同意了中国的意见。

 

这一年,八国集团财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刚刚过去的亚洲金融风暴让每位财政部长都心有余悸,财长们关心的话题不可避免地也与这场金融危机有关。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G6峰会召开的时候,亚洲除了日本,其他地方还没有什么金融可言。亚洲、非洲、南美洲是大国角逐的战场,也是他们倾倒危机的“垃圾场”。二十多年后,亚洲的金融危机已经成了全世界都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尤其是,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中国中央政府竟然下血本在香港阻击了索罗斯。看来,今后世界的金融战略,忽视了广阔的东方,恐怕最后都免不了要“翻车”。

 

在1999年的会议上,八位财长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八国集团”的名单再扩大一下,让有关国家一起来讨论重大的经济金融问题,防止亚洲金融危机再次爆发?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的时候,七国集团和俄罗斯就与其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议定,成立三个关于金融事务的小组,一起推动国际金融领域的交流。不过可惜的是,这个“二十二国会议”并没有形成常态。

 

1999年12月,二十国财长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才成为二十国集团定期聚会的先声。不过,G20真正成为首脑峰会,还要等到10年后的2008年。

 

这一年的G8峰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以欧盟轮值国主席的身份,与英国首相布朗一同提出,主办一次由20国领导组成的首脑峰会,来一起讨论怎样走出眼前这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的问题。

 

毕竟,从美国发端的那场“次贷危机”已经让全球经济陷入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危险的境地,而成功遏制了大衰败的,竟然是一直被排除在G8之外的遥远的中国。

 

这一年的七国财长会议上,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美国将承办这次峰会。

 

▲2008年第一次峰会,被认为是中国等新兴大国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开端

 

2008年11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印度总理辛格等新兴大国的领导人与G8首脑一同走进位于华盛顿国家建筑博物馆的会场内,宣告G20这样一个全新的首脑对话机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到如今,G20已经举办了13次峰会,其中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举办了两次。中国、印度、澳大利亚这些游离在八国集团之外的经济大国也被纳入到这个新的体系中来,而即将召开的大阪峰会,将是第14次二十国领导人的集体会议。

 

与热热闹闹的G20相比,G8却越来越显出它的“力不从心”来。

 

2014年,由于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一系列争议,俄罗斯G8成员国的地位被冻结,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不屑地说:“八国集团是一个非正式俱乐部,没人能发会员,也没人能把别人赶出去。”

 

这个没有常设机构、也没有成文协定的组织,根本对成员国构不成什么约束,而对成员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八个国家也没有权力去干涉他们的主权。

 

面对亚洲的崛起、非洲和中东愈演愈烈的地区问题,“八国集团”能发挥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有限。

 

在七十四年前的雅尔塔,斯大林与罗斯福为了如何让德国和日本投降,以及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激烈地讨论着。而此时的丘吉尔却拿出了一个“三角凳”。

 

这位英国首相提出,未来的“联合国家”应该设置三个委员会:欧洲委员会管理欧洲和它的殖民地非洲、大洋洲委员会设在大洋洲国家、美洲委员会管理南北美洲、另外设一个驻印度的亚洲办事处;三个委员会相互平行,都是联合国的最高决策机关——明摆着,丘吉尔还做着英国带领欧洲横行世界,美国独占美洲的“春秋大梦”。

 

刚听到丘吉尔的想法,斯大林和罗斯福都觉得,这个爱抽雪茄的英国胖子是不是疯了。转念一想,也对,哪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每个欧洲人都知道“西欧的灯光已经熄灭了”——更何况,英国人已经当了二百年的世界霸主,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也实属情有可原。

 

罗斯福恐怕也不会想到,七十四年后,他的继任者的傲慢比之当年的丘吉尔,竟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2018年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特朗普与其他六国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这个大国间的协商机制四十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没能形成一份取得各成员国一致认同的公报。

 

去年,白宫新悬挂的一副油画上,特朗普端坐在共和党历任总统正中,与他们谈笑风生

 

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的分歧日益难以调和,G8还是G7都掩盖不了这些传统大国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国际舞台上“寡头”互相支持的时代已经摇摇欲坠了。G20会成为新大国的“晋身之阶”,还是蕴含着国际政治走出“寡头时代”的新契机,可能还需要更漫长的历史去解答。

 

回首七十多年前,雅尔塔那场关着门的“G3”会谈,像无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国家一样,中国被关在会谈的大门之外静静地等待着紧闭的大门背后“三巨头”决定全世界命运与未来。七十多年后的大阪,曾经站在舞台边缘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一起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七十多年前,罗斯福曾经向世界承诺,雅尔塔体系意味着“片面行动、独占联盟、势力范围、权力平衡、及其他经几世纪以来尝试仍失败的权宜之计等等现行国际社会体系的终止”。

 

但最终,从雅尔塔体系建立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整个世界政治的格局还是处在几个“寡头”大国的垄断之下。从雅尔塔的“三巨头”,到G6、G7乃至G8的小圈子,整个国际社会仍然处在几个寡头大国的分赃与垄断之下。

 

寡头间关起门来决定世界命运的小圈子在它诞生以前就已是与历史潮流相逆而行。一直到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发展,这个旧有的寡头协商机制才出现了松动,全球的经济格局才真的从几个大国“管理”世界,行进到世界各国进行“国际治理”的新时代。

 

1995年的时候,预言过苏联解体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要让全球化稳定发展,就让全世界20%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负担起发展的责任,剩下80%生活在“边缘地带”的人们沉迷于色情、低俗和半满足的状态就可以了。

 

但仅仅二十多年后,在G20舞台的中央,曾经被布热津斯基目为“边缘地带”的中国等新兴大国已经跃然而出。这位老战略家眼中,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光辉使命,注定需要全世界一起来共同完成。

 

历史早就换了一副新的图景。

 

今天,中国的背后,日益崛起的亚洲,在旧大国博弈中迷失的世界,在各个势力范围的交叉口苦苦徘徊的人民,是把这个古老而崭新的国家推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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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04厂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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