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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不同的民族性格特性带来的多样性红利

我的上一篇文章《为什么说日本人缺乏责任感》写了日本人民族性格特性特点,这让他们对超出自己责任范围的事情缺乏责任感,也让他们在工作中缺乏灵活性,所以在那些需要快速多变领域缺乏竞争力,这可能也是日本缺乏优秀的互联网企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世纪末开始的整个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再到近些年的移动互联网产业的井喷式发展,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没有诞生一家像样的互联网企业。错过了最大的经济浪潮,这也使得日本这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即便经济几十年没有什么增长,日本作为一个人口数量排不进世界前10的国家,却还是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就说明日本的经济一定还是有其过人之处。


今年以来,日本和韩国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也让人们认识到了日本高端制造的强大实力。7月7日,日本东京公布了一条新政令,将“大韩民国”从贸易优惠“白名单”中除名,并于28日开始实施。自7月28日起,除了食品和木材等少数产品以外,日本企业向韩国出口的1000多种产品都可能需要获得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许可。


日本的禁令一出,韩国就慌了。因为韩国的经济支柱半导体产业,都严重依赖日本的上游供应链的支持。以三星、海力士、LG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这些韩国科技巨头是全球重要的闪存、内存、面板生产商,自身加工能力极强,但在关键材料及装备上要依赖日本公司,这是日本能够刺痛韩国的关键。


比如,日本的光阻剂占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此次日本加强管制的EUV光阻剂需要准确转印线宽不到10纳米的图形,这比头发丝的万分之一还细,因此这种材质就对质量就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所以这类产品虽然利润率很高,但就是很难被竞争对手模仿取代。


再比如,日本企业在高纯度氟化氢领域,也有着近90%的市场份额,而日本又有9成氟化氢出口面对韩国。氟化氢这种材料如果用于生产树脂时,只需将杂质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即可,但制造高性能半导体时,纯度需要提高至少10亿倍,杂质必须控制在万亿分之一以下的水平。日本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这就使得他们产品很难被取代。


从日韩贸易战爆发后,韩国在这次日本发动的封杀中,并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这一点从金融市场上也很容易看出来,贸易战爆发后,韩国货币兑换日元的汇率大幅贬值,毫无还手之力。在股票市场,韩国KOSPI股指持续大跌,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市场是单方向看好日本看衰韩国。


今天的日本,敢于对韩国发动封杀,原因在于对科技产业链的信心,背景在于全球大型半导体企业当今对日本企业材料的依赖。而日本的这种信心,就是源自于日本国民的这种一根筋的死磕精神。虽然这种精神缺乏灵活性,甚至在很多时候也缺乏责任感,但在这些只需要死磕的领域,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优势。


跟日本这个国家的这种民族性格比较像的国家是德国,德国人也一直是以做事严谨而著称,在很多人眼里德国制造也一直都是高品质的代名词。


虽然被大家所熟知的德国制造的企业是像奔驰、宝马、大众、西门子这样的跨国巨头,但这些巨无霸企业在德国其实只是特例,德国经济真正的主体其实是那些中小企业,德国有超过99%的企业都是规模不超过500人,年营收也不超过5000万欧元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才是德国经济的主体。


德国的这些中小企业和中国、美国的中小企业有很大不同。中美的很多中小企业都是初创公司。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做大做强最终能够实现上市,一旦他们无法达成目标,要嘛被那些巨头企业收购,要嘛就被淘汰出局。


而德国的这些中小企业,他们都是百年老店式的企业,很多中小企业都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企业,这些企业他们不追求做大,也不求多元化发展,他们只在某一个很小的细分领域把产品做到极致。


这些企业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往往非常低调,从来不在公众面前主动曝光自己,所以公众基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他的一本书里提出隐形冠军的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年销售额不超过50亿欧元,在某个行业的细分领域做到世界前三名,或者是在所在洲的第一名。


2014年西蒙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隐形冠军,其中德国就占了将近一半,有1307家。而美国只有366家,只有不到德国的三分之一。


这些德国的隐形冠军不是靠低价格来抢占市场,而是坚持走高品质高价格的路线。比如同等重量的机床,德国制造的价格是中国的20倍。而事实也证明,在一些细分领域只需要靠把品质做到极致,也能垄断市场。


比如说德国有一家胶水生产公司,专门生产一种把芯片粘在智能卡片上的胶水,它占了全球75%的市场份额;还有一家专门生产鱼类加工设备的企业,占据了全球80%的市场份额。


德国的这种高端制造业,靠的也是一群有着死磕精神的工人们。德国的很多家族企业不但企业主是世袭的,连很多工人也都是世袭的,他们从小就被家人灌注了这种价值观,长大了就一门心思在工厂里上班,然后再把他们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的子女。


德国的企业主对于他们的工人也从不吝啬,他们可能完成了基础的义务教育就到厂里上班了,但他们所拿到的工资也并不会比高学历的人低,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地位会比别人低。


而对于德国的这些企业主来说,有了这批长期稳定的具有死磕精神的工人,他们才能把产品做到极致,以高品质赢得市场,这种双赢的模式也使得德国的这些企业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并传承给下一代。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把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一顿贬低,这篇文章又把他们的这种性格夸上天了,那这种性格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性格本身并没有好坏,只是对于企业来说,不同性格的人适合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而已,不同的性格在不同的行业里都能够展现出各自的优势。


亚当斯密最早在他的国富论里提出了分工产生效能的经济学概念,而这种效能的提升除了分工这种模式本身就能带来效率的提升之外,让不同特点的人能够分别从事自己更擅长的领域,也是分工提升效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更大的差异化也能够在分工中体现出更大的价值。


所以你说到底是日本和德国这种具有死磕精神但缺乏灵活性的民族性格好,还是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有足够的灵活性但却缺乏专注的精神民族性格好,这是无法比较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的行业里,只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正确的舞台,他们就都能够展现出各自的优势。


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不同的民族性格就有了一个能够各自发挥出自己最大的特点的很好的舞台,这也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多样性红利。把这些多样性的优势结合到一起就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就拿整个互联网行业来说,像是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还有像是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滴滴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乐趣。这些企业的成就当然离不开一大批拥有创新精神和拥有灵活的性格的人。


而同时,整个互联网行业也离不开整个硬件行业的支撑。而整个硬件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学的进步和供应最上游的那些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材料厂商。现在的芯片已经做到7纳米级别了,这个宽度也就是几十个原子排列的宽度,如果不能把材料的纯度做到极致,那很可能有些地方就会出现这几十个原子大部分都是杂质的情况,那这个芯片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多样性很丰富的时代,并且各种多样性的优势还能被整合到一起,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这种多样性红利,这是属于我们的幸运。


相关链接:

进化论的经济学原理——分工产生效能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奔向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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