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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革人物潘司令的跌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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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承思?


2006年初夏,我去纽约参加一个会议。进酒店房间时,已经有一位住客,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举止斯文。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我叫潘国平。”这不就是40年前上海家喻户晓的潘司令吗?在这遇到他,我有点吃惊。

“文革”开始时,潘国平才20岁,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普通工人。

在北京红卫兵鼓动下,1966年11月初,几个工厂造反派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潘国平是主席团成员。

“工总司”正式成立时已有470家工厂5万多名造反队员,拉成山头不过几天的事。

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他和”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谈判,后者签字承认了”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于是”潘司令”大名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毛泽东接见他的时候当面笑称:”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在纽约开会期间,潘司令成了”大明星”,被一群学者团团围住听他回忆”造反史”。潘国平的口才也真是了得,吹得天花乱坠。

谈到毛泽东钦点王洪文上中央的经过,潘国平说毛曾调阅了上海3个人的档案:王洪文、潘国平与耿金章。耿因为当过国民党兵而被否定,而王、潘条件差不多,都当过兵、种过田、工人出身,但是”我太年轻了,才二十出头,比王洪文小11岁,这是主要原因”。

学者们投去崇敬的目光,我却一旁暗自发笑。

其实,早在1967年初他已淡出”工总司”核心,原因是吊儿郎当,成天只是忙于集像章、弄戏票。

有时候,他主持会议到一半就会溜出去睡觉;带着十多万人游行,走在路上也会扔下队伍不管,自己跑去谈恋爱。当时上海街头巷尾风传潘司令恋上了扮演”白毛女”的芭蕾舞演员谭圆圆。

到了1968年底,潘司令因为利用职权猥亵、奸污多名女性被”工总司”赶回工厂劳动。只是王洪文怕”家丑外扬”才没有宣布原因。到了第二年年底又因变卖抄家物资等经济问题而被隔离审查。

1974年10月,张春桥点名安排潘国平为总工会常委。可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一年后又因流氓和经济罪被第三次审查,撤职下放劳动,此后再没回到权力圈。

1977年,潘国平因”文革”初期的罪行被判刑8年。出狱后不久又因”投机倒把罪”再度判刑6年,从此销声匿迹。

要说潘国平也并非是草包。上海总工会1975年审查潘的档案显示,他在当时曾私下议论:”如果我掌权的话,就要缩小打击面,减少政治犯,做到人民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实行真正的民主。”

他还认为经济繁荣必须”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不搞单方面援外”,还要”缩减军队,减少开支,增加工资,提高人民生活”。这些思想都具有前瞻性,可见人的复杂性。

我因为时差关系,潘国平则要等中国的长途电话,两人到了夜晚都没法安睡,就聊起天来。

他说,1996年出狱后,因他和前妻谭圆圆生的女儿在美国,就申请移民到了纽约。

这些年做起了古董生意,在地摊上低价淘来旧钢笔、手表和照相机等,卖到香港去;再从香港收购现代名人字画,卖到美国来。

现在巴尔迪摩的家里还有慈禧的画和康有为的字,约我散会后去欣赏他的收藏品。看来他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第三天夜里,他又说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说在提篮桥监狱里和一位同情他的女护士产生了感情,两人偷偷地相爱。

但后来被狱方发现,强迫他们断绝了关系,把女护士调走了。两人分手时曾经山盟海誓,但他获释后就匆匆出国,没能够再找到她。如今回不去了,也不知道这位女护士是否还在痴心等待。

我见潘国平说得十分动情,就竭力安慰他,自告奋勇可以回上海时帮他寻人。潘国平给我留了电话以及那位女护士姓名。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履行诺言,难免有点内疚,也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去年暑假,我和朱学勤一起去东欧旅行。旅途中谈起潘国平,学勤告诉我,几个月前他已在上海一家医院去世。潘国平已经回国3年,二度中风,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

有朋友去探望,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销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整天躺着,表情沮丧,大小便都要人搀扶,无人搀扶时就拉地上。

最初他的医疗费和护工费都靠朋友们接济,后来实在不得已家属找到有关部门,才被送进医院,4月18日清晨5时结束了悲剧一生,时年68岁。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3年4月18日凌晨五点,文革人物潘国平于上海新华医院去世,我不由对天长叹”人算不如天算”。

本以为清明节过后,阎王老爷不会再向世间索命,挺过清明节潘国平的生命也许还可以延续。然而经过十几天抢救还是乞天无术,潘国平终于在重症监察室走了享年68岁。

我与潘国平是在上世纪1965年相识的,那时我与他都是”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员。我们都好学上进,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东宫相聚一起。

那时潘国平很活跃,兴趣爱好广泛,欢喜摄影拍照,擅长曲艺与声乐,对唱歌、说唱、评弹组、沪剧越剧都感兴趣。潘国平善于与人交往,对人热情朋友很多。

1966年8月份四清运动刚刚结束,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沪东工人文化宫也投入到”文革”中,艺术团领导号召我们投入运动,我们便响应号召,目标对准艺术团领导。

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宁左勿右”,无限上纲,革命调门越高越好,实际并无实质性问题。

我们以大字报相互声援,我写了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潘国平用美术笔写了一张支持我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字体当时很引人注目。

后来我与潘国平”杀向社会”,认识了北京红卫兵,与他们串联,批判本单位四清运动遗留问题。

1966年11月6日下午,我与潘国平等17个单位的工人造反派,发起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被选为”工总司”筹备组负责人,潘国平被选为成立大会执行主席。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再以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安亭事件”中,工人们与张春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张春桥签订了”五条决议”,以后又作为上海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工厂。

潘国平在整个谈判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了参加”安亭事件”的广大工人群众安全回厂,免受打击迫害。

在”工总司”早期建设发展中,潘国平王洪文都是主要负责人。潘国平表达能力强,对外联络多,成功处理过许多事情。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凭着他在保卫科一套手段,在静安区工人文化宫(乌鲁木齐北路445号),搞了”宫廷政变”,抓了”工总司”常委范佐栋,调卢湾区几百人包围了会场。

潘国平事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想去上厕所,也被拦住。他在会上提出这是谁调的人?连我潘国平也不能随意走动,有人跟踪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时王洪文才说出是他调动的人马。

范佐栋就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潘国平也受排挤。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所以被看中。

其实潘国平也同样当过兵、做过工人。但潘国平缺乏共产党员身份;而且那时潘国平太年轻,仅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加上潘国平自身也有不注意的地方,自然是被王洪文排挤掉。为此,潘国平曾一度被离开工总司,回厂参加劳动。

文革结束后,潘国平被判刑。对他的判决书是这样说的:潘国平”因参加1967年的一月六日夺权大会,在人民广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被判8年徒刑。

此后,我曾拿着潘国平家的户口本,顶着他的兄弟名义,去提篮桥监狱探望潘国平。

潘国平进监狱后,我曾为他代为保管他的一套家具15年。后来潘国平刑满释放,但不久又以”投机倒把”罪名被判六年徒刑,1992年获释。

在他获释前有关方面曾发函找我,因我在广东居住不定,所以没见到他们,他们就把我的老师请去建国西路谈话。估计是要我专门”联系”潘国平。

1996年上海人都知道潘国平去了美国,大家说他不会回来了。

潘国平去美国后,这样那样的消息传来,我也不知真假。近几年间,我曾听几次听说潘国平回来了,但始终只是听说,没见到他人面。

我心里希望潘国平能真的回来,毕竟美国只是他乡,他年纪渐渐大了,还是叶落归根回来为好。

直到这次2013年春节,我突然接到远在美国的潘国平前妻、原芭蕾舞演员谭元元来电,告诉我潘国平在上海,身体很不好,要我想方设法找到潘国平,我这才知道潘国平已回国。

我通过已退休的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朱国良,终于找到了潘国平。屈指算来,已经17年没见面了。

那天我走进潘国平家里,只见他面色蜡黄,瘦得形消骨立,头发胡子很长,全都白了。凭我的直觉,潘国平的病得不轻。

他只能坐着,不能站立,我估计是心脑系统梗阻,幸好有钟点工为他打扫做饭。平时,他多是吃粥,就点肉松当菜。有时钟点工不在,无人搀扶,大小便就拉在地上;或者将用过的纸尿布就扔在地上,没人收拾。他整天躺着,表情沮丧。

我将为他买的三盒盒饭,放他冰箱里。看他病得这样,我倍感凄凉,心里很难受,临走时,我留了500元在他枕边,叫他收下。他苦笑说: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见人民币了。

在我和潘国平见面之前,是朱国良经常去照顾潘国平。后来才知道,去年朱国良为潘国平垫付医药费一万二千元,钟点工费用也是朱国良给的。

朱国良还要上班,正好我母亲家离潘国平家很近,走走只有五分钟,我经常去母亲家,所以朱国良很希望我来帮忙。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潘国平。我为他针灸推拿,帮助他练习走路,还请了一位抗美援越的老战士李炳华为潘国平理发修面。

朱国良给了我一把房门钥匙,随时可以去潘国平那里帮忙,有时潘国平一个紧急电话,我就立即赶过去。

他身体很不好,非常虚弱,我们也无法多谈。我原想叫一些老朋友去看他,但他不愿见人。所以,原来”工总司”的人,只有我去过他家。

有一次潘国平对我说:”现在政策好了,所以我回来了”。他还告诉我:他回国已三年半,两次中风。

还有一次,我给他带去一本叶昌明1967年的工作笔记(复旦大学整理出版);还带去一份《世纪》杂志,上面有一篇红鸥回忆”安亭事件”的文章,里面提到潘国平。

我拿给潘国平看,但他不要看,说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让我统统拿回去。他的精神已经很虚弱了。

我感到他的病需要请有经验的西医,我请来一位教授为他看病,教授与潘国平也是有47年交情的老朋友,是潘国平要我请的专家。

潘国平15年前在美国做过心脏搭过桥手术,14万美金医疗费是美国的福利,自己不需出钱。搭桥保险期10年,15年已经过了期限。所以教授建议,马上到瑞金医院或者中山医院做心脏血管造型术检查,以决定是否要重新搭桥或者装支架。

他说:现在我还可以帮你住进医院,他要潘国平立即决定。但潘国平似有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他没对我们具体说。

过了两个星期,教授又赶来看潘国平,这时潘国平的脸色泛黄了,教授立即判断:肝复水!他感叹:晚了,肝复水是不能做造型的.

我每星期去探望潘国平两次,有次我看到潘国平的心情还可以,就告诉他,他女儿玮玮从美国来电话,关心父亲的病情。我还告诉他玮玮来电时说的话:”我就一个爸爸,这么优秀,如果不行了,我怎么办?”

潘国平听到此话,马上兴奋”喔”了一声说:”她现在想到我了!”我说,你就一个女儿,怎么不叫人惦念?

我于是赶快发邮件给玮玮,要她直接打电话给潘国平。女儿电话打来问候,谭元元也在电话中鼓励潘国平:”要有信心战胜疾病”,潘国平听了非常高兴,情绪好多了。

谭元元还再来电话给我,要我到超市买好的食品给潘国平送去。

4月1日下午朱国良来电话,说潘国平昏迷。我立即赶到潘国平住处。这是潘国平第三次中风,躺在床上,看到我来了,想讲话讲不出。

枕边放着近万元钱。朱国良有事没在,他第二天赶来新华医院。我只好打电话给其他朋友,将潘国平直送附近新华医院。

几瓶药水输液下去,潘国平神智清似乎有点清醒,这时,医生站在急诊室门口大声呼唤:”潘国平的家属在哪里?”急诊室周围的人听见,就有好几个人过来问:潘国平?是不是”工总司”的潘国平?上海滩60岁的人一般都知道潘国平。

在以后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许多老朋友都在为他祈祷,祈盼潘国平能再一次挺过来。

为潘国平治疗抢救的大夫吴医生,去年潘国平第二次中风,担负45天抢救的正是他,我们感到一些欣慰,因为他了解潘国平的病史,更因为他那时将潘国平抢救了回来,这次也会抢救回来的。

潘国平的老朋友们听说潘国平病危,都赶来医院探望,他们都40多年没见小潘了,如今总算都在医院见上小潘最后一面。

但潘国平好像总是昏迷不醒,已经不能回答他们了。不过当戴立清在他耳边叫着他的名字时,他眼里淌出了眼泪。

众人的祈盼,终于没能拉回潘国平的生命。潘国平的病情日趋加重。4月18日清晨5点,潘国平在新华医院去世。

潘国平走了,是一场如戏人生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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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爱特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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