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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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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抵达目的的途径,如同打开锁的钥匙。一把锁可以有多种开法,可以拆开,撬开,最不济的还有砸开,但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讲方法的办法,而不是正当的方法。所以,可以更进一步定义方法,那就是: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正当的手段,是抵达目的的经济路径。这是方法的第一要素。


由此,方法至少应该比目的本身易于实现,如果一种方法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还难以达成,比如开锁,如果找到钥匙或者造一把钥匙所花的成本高于砸开它,那么,找钥匙或造钥匙就显然是伪方法。这是伪方法之最常见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愚蠢的方法。


怎样让鸡蛋变熟?回答说,放到开水中去煮,这是正当的方法,但若有人说,要让母鸡直接下熟鸡蛋,这就是伪方法。因为,让母鸡下熟鸡蛋,其难度已大大超过让鸡蛋变熟这一目的。


说起来难为情,咱们的传统文化中常见这种愚蠢的方法。比如,儒家说要治好国家,最好用道德感化。他们举例说,舜用三年时间改善了一个乡村的民风;当他发现另一个乡村民风不好时,又搬过去和他们同住,又用了三年时间,使那里的民风也大大的好转。关于这个方法的愚蠢,韩非早就指出过,他说,舜的寿命有限,而乡村之数无穷,用这种方法决不能治好国家。我想,儒家在这里所提出的治国方法,就比治国本身还难,因为国在理论上是可以治好的,而舜用有限的生命去感化无限的民众则是万无可能的。

如果说,这种道德感化说在古代君主制时代还是一种善良的用心的话,今天如果还这么鼓吹,可能就是故意引开人们的视线,以维护一种糟糕的制度。


方法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方法必须逻辑上先于目的,两者之间呈持续展开的关系。这是方法之第二要素。而伪方法则不然,方法与目的成为包容重叠关系,甚至在逻辑上后于目的,超越了目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狡猾的方法。


那例子,古代有孟子说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今天有“人人都像雷锋,则社会风气就会好转”等等等就是。这种方法之所以狡猾,除了它轻松地避开了真正问题外,还在于,它永远不会错。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它都不会错。所以,它常被狡猾的人所运用。而另一方面,它又极有迷惑性,可以迷惑大众视听,甚至让大众自己惭愧:因为这种方法既然绝对正确,错的只能在那些构成“人人”的大众,大众成了替罪羊。社会风气为什么不好?责任在大众,因为你们没有成为雷锋。责任不在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已经发出了向雷锋学习的号召——制度的问题变成了个人品行的的问题。

更有甚者,有些伪方法还超越了目的。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们要想办法找到火柴,以便点亮蜡烛。这里面就有三层持续关系:用一种方法——找到火柴(目的一)——点亮蜡烛(目的二)。而我们往往会想出这样的方法来:点亮蜡烛,以便找到火柴。这时,我们的“方法”不仅包含了目的(找到了火柴),而且还超越了这个目的——已经点亮了蜡烛。


这种狡猾的“方法”用得最多的也是儒家。逻辑学大师墨子就批评过孔子与叶公的一次对话。《论语·子路》有这样一则:“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墨子就批评孔子:“叶公没有得到应有的回答,孔子也没有回答对方真正要问的问题。难道叶公不知道为政要做到‘近者说,远者来’吗?他是问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不把人所不知道的告诉人,反而把人家已经知道的又说一遍。”与此相似的还有《论语·颜渊》中的下面一则: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想,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应该是为政的最后目的,而不是方法。说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讲政治、伦理,可以简化为这样一种一望可知的诡辩:“国家太平了国家就太平了”,“人人都像尧舜了道德水平也就提高了”。这是几千年来的文化大骗局!


一不肖子与老父谈如何发家致富。他提出的方法是,让家里所有成员都能吃五谷屙黄金。老父气得半死。这方法既是愚蠢的方法,又是狡猾的方法。只是它太露骨,所以易于被人识破。而经过文化大师文饰过的,经过政治家鼓吹过的各种伪办法,就可能让一个民族一直鬼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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