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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庄子拿得起,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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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匡这个地方给了他一次大惊吓,由于他和弟子们在这次事件中富有哲学意味的表现,“子畏于匡”成了一个被后人反复阐释的历史性事件。



《史记·孔子世家》载: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段记载,大约是抄自《论语》中《子罕》、《先进》篇中的相关记录,并对这次冲突的原因做了说明。


在这个故事里,孔子和他的得意门生颜回都有上乘的表现。孔子不怕死,颜回不敢死,面对猝然而至的生死抉择和考验,他们想到的,不是一己之生死,而是道统之传承。孔子不怕死,是因为自以为铁肩担道义,道义既然不会绝灭,承担道义的自己亦自然不会无端而死,是所谓吉人天相,对自我安全的信心来自对文明不绝的信心,自我的强大来自道义的强大。


颜回不敢死,是因为道义尚未实现,自己当随老师推而广之扩而大之肩而行之,绝不敢一死息肩,对自我生命的珍惜来自对道义的珍惜、对责任的担当和对老师的承诺。死,其实容易,引刀往往成一快。活着,其实很难,仁以为己任,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颠沛造次而不能放手,不亦重乎!




孔子也好,颜回也罢,他们把一己的生命和一个伟大的东西对接起来,从而获得了对死亡的超越。这实际上就是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终极解决。孔子为何不谈死?因为,人“死”不是人“生”的问题。人生人生,就是人生着的时候,人死之后,卸去了一切伦理责任,既已卸去一切伦理责任,又有什么好谈的?极而言之,卸去一切伦理责任的“人”其实也不再是人。



司马迁和《论语》记录的这个故事,是历史,是儒家生活和生命的真实,它是一个纯粹儒家的故事,关于责任的故事。


但是,道家的庄子接过这个母题,并综合“陈蔡之围”中孔子与子路等人的对话,给了这个故事道家的内核: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币,而弦歌不惙。

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人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

(《秋水》)





我们发现,庄子把历史的孔子和子路等人讨论社会问题转变为寓言的孔子和弟子讨论人生问题,把讨论道德问题转变为讨论命运问题,把社会关注转变为命运思考,把批判转变为感慨,把“知其不可而为之”转变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的,庄子通过把历史转变为寓言,把孔子改造成他的思想的代言人了。


儒家强烈的道德色彩不见了。来自于道义的个体生命之崇高伟大不见了。代之的,是对于世事的达观,对自我际遇的达观,有着一种洞悉命运之后的坦荡。达者,通也;达观也者,无碍窒之观也。与何无碍窒?与现实也。何以无碍窒?无执着也。



在这里,对于生死,庄子给出的结论与孔子颜回正相反:


活着,甚至快乐的活着,其实不难,知命,然后顺命,即可。与命运和平共处即可。


与现实无碍窒,是放过现实。内心无执着,是放过自己。


儒家说,重负在肩,死而后已。庄子说,其实,不死,也是可以已的。关键是你是否放得下。


《后汉书·郭太传》载一个叫孟敏的人的故事:


孟敏字叔达,巨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


这个孟敏,一天在路上,不小心把身后挑着的罐子掉在地下,摔得粉碎。可他头也不回,看都不看一眼,径直走了。


郭泰见了很奇怪,就问他原因。孟敏回答说:“罐子已经摔破了,看它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觉得价值不可碎,碎了也要尽力弥缝。


庄子觉得这世界上岂不就是一个破罐子?破罐子就得破摔。



孔子拿得起,庄子放得下。


拿得起的悲壮,放得下的悲凉。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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