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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孔子黑暗王国的残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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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说儒家——

 

孔子,他就是个痴人啊!

 

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而他的很多徒子徒孙,如宋明之际的理学家们,就属于后者了,新儒家们当是等而下之。

 

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

 

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一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

 

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卤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

 

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有一次,在汤汤而流的小河边他们又找不到渡口了。

 

远处的水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打问。

 

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却不回答子路的询问,而是反问子路:

 

“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可见孔子的知名度颇高。

 

子路答:“是。”

 

细高个冷冷地就来了一句:“既然是鲁国的那个孔丘,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没奈何,已经由绿林好汉改邪归正到孔子门下的子路,只能按捺住火气,转过身去问另一位,这一位魁梧雄桀,是个大块头。

 

大块头也反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仍然是恭敬地回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丘的门徒吗?”

 

“是。”

 

现在又轮到大块头来教训子路了:“天下混乱,举世皆然。谁能改变这种局面?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好庄稼汉。与其跟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鼓唇摇舌,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躬耕垄亩的好!”

 

这里我先解释两个词。

 

什么叫“避人”呢?避人就是择人,就是避开那些昏庸无道的诸侯,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君,一同来重整乾坤。

 

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嘛,不择主,只要给富贵就帮他卖力,那是苏秦张仪的作为。

 

孔子一心要的是救世,而不是个人富贵,所以他栖栖惶惶地驾车在纵横阡陌间奔走扬尘,就是要避开身后的昏君而去寻找前面的明君。

 

所以,孔子是“避人之士”。

 

什么是“避世”?在“避人”的基础上再跨一步,彻底冷了心,闭了眼,认定天下不可能有什么诸侯还能与他一起改变这世界,于是彻底绝望,从而彻底不抱希望,回到田园中去,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告别都市、政治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就叫避世。

 

再回头说子路被这两人教训得一愣一愣的,又要注意自己此时的身份,不能发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孔子汇报。

 

孔子听完,不尽的迷惘,谁说这两位隐士说得不对呢?

 

这不也是孔子自己内心中常有的感触吗?

 

但他历尽艰辛,学而不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难道就此卷而怀之吗?

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就是为了培养一批隐士,或者懂文化的农夫吗?

 

于是他感慨万端:“人总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啊,我不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享欢乐共担不幸,我又能和谁生活在一起呢?他们说天下无道,但不正因为天下混乱无道,才需要我们去承担责任吗?假如天下有道,还需要我们吗?”

 

《论语》中的这一段,很传神,两千多年了,那条汤汤小河边发生的这场争论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这几个人好像还在我们身边。

 

我尤其为孔子感动。

 

他凄惶而寂寞,迷惘而执拗。

 

“志于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顺应潮流,从而成了新贵,或成为新贵的红人,其中甚至有他的门徒,比如那个顶善于察言观色的弟子冉求。

 

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断宝剑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如长沮、桀溺;其中也有他的弟子,如樊迟。

 

樊迟向他问稼,问为圃,大概也是准备避世了吧。

 

望望眼前,路漫漫其修远兮,看看身后,追随者渐渐寥落。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道行不通了,我只能乘小船漂荡到大海中去了。

 

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可能只有一个子路了吧!)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

 

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未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

 

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

 

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而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

 

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

 

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

 

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正是令人同情。

 

但他更让我们尊敬。

 

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

 

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

 

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

 

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过去糊涂就算了,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啦!)但不能因为政治危险,就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置自己的伦理责任于不顾!

 

“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对暴政的矫正!就是正义!所以孔子庄严宣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虽然他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虽然他也称赞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慨叹“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的聪明别人能及得上,他的糊涂别人就比不上了),大有郑板桥“由糊涂入聪明难,由聪明入糊涂尤难”的意味,但他对自己,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鱼一样,“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如射出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

 

自魏晋以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有了一种极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的分离。

 

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难面前卷而怀之,闭目养神的隐君子!他们的伦理关怀哪里去了?他们的道德痛苦哪里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人道精神哪里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以起码的价值关怀吗?

 

但我们却偏偏认为他们是涵养最高,道德最纯洁的人!鲁迅禁不住对这种人怒形于色: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这种目不关注人间苦难,耳不听弱者呻吟的人物,不就是饭桶酒囊茶壶甚至权势的尿壶么!现在不少人飘飘然地要“告别鲁迅”,却又腻歪歪地对“茶壶”周作人大为钟情。

 

这种人难以让人生出敬意。

 

一个人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

 

在孔子那里,在他的学说之中,那种古典的崇高确实让我们这些聪明机灵的后来人愈显扁平而单薄。

 

*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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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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