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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下)





题  记


鲁迅先生在1935 年6 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发表日文版《孔夫子在现代中国》,中译文发表于当年7 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文》月刊第二号。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改题《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本文源于2017 年4 月16 日我在北京卧佛山庄接受记者罗强烈先生的一次专访,后经两次整理,成文于此。一直想谈谈孔子一直被误解而于今为甚,用鲁迅先生用过的题目作为此文的题目,既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学术关怀,也是为了向鲁迅先生致敬。


本文分上下发表于《名作欣赏》2020年第5、6期。

——鲍鹏山



本文分两次刊发。今天为下篇:




:到了宋朝,我觉得程朱理学要比董仲舒要真诚一些,(鲍插话:真诚这个词,你讲得非常好)但是走到极端的也是程朱理学吧,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朱熹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源于《论语·颜渊》,是孔子回答齐景公关于政治问题时说的。你看你这八个字的排列,实际上有两种理解:一种就字面来说,意思是,国君要做得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做得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做得像父亲,儿子要做得像儿子。我们知道,古汉语往往会省略一些语法上的承接关系,所以这八个字,更可能是前后因果关系。意思是,首先国君做得像国君的样子,然后才有资格要求臣子做得像臣子的样子;父亲首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然后才能有资格得到子女将来的孝顺。你看,孔子同时强调双方的义务、责任和权利,并且对强势一方君、父、夫还要求在先,没有偏袒,没有弱势单向臣服强者的意思。


“三纲”的源头,是法家韩非的“三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他的这个“事”,不是遵循孔子“礼”的规则,而是听命于“势”,权势。在韩非那里,妻子对丈夫,臣子对国君,儿子对父亲,必须服从,只不过他当时没有用“纲”这个概念。提出“三纲”概念的是董仲舒。现在我们常说的十二个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是汉代纬书《含文嘉》提出的。所以,“三纲”思想不是孔子儒家思想,而是法家思想。


再说回宋儒。您刚才说到那个词,“真诚”,讲得好。二程、朱熹他们的确比董仲舒这些人要真诚。他们是真的想恢复孔子思想原始的东西,而董仲舒叔孙通只是实用主义者,到孔子那里翻检一些顺手的东西为我所用。我觉得朱熹《四书集注》,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有助于恢复我们对于孔子原始面貌的认知。宋代理学家们跟孔子一样,是有很大抱负的,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是理学家那个时候的抱负和志向。

当然,如果说到宋儒理学家对孔子的误解,其实,孔子的思想,在两千多年历史里,不断地受到其他思想之流的汇入。有一个成语叫“泾以渭浊”,孔子思想也是这样,这条思想河流,在时间过程中,不断有其他思想支流汇入进来,所以到这时,很难说这条河流还是这条河流了。要重新找到这条河流也很简单,不要去浑水里找,要顺着它往前走,去源头找。

 

:到源头找。您说我们对孔子有很多误解,或者叫误读,那么宋儒理学这个算不算历史上的第三次?

 

:我们这样来想问题。如果一种误读或者误解,是出于一种学术上交流、交锋、交汇,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宋儒理学援佛入儒就是一种发展。但是,韩非也好,叔孙通也好,董仲舒也好,就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比如董仲舒给汉武帝讲“天人三策”,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为刘邦建立汉朝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韩非就更是这样了。

 

:实际上宋儒不也有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影响,比如他们讲“存天理灭人欲”,讲对君权的限制,讲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反问:难道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吗?或者说,难道不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吗?我只能说,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绝对不与政治关联,但我们要看直接关系。比如,朱熹做《四书集注》的时候,他是不是直接给皇帝写的?不是;他是不是直接给皇帝出谋划策的?不是;或者,他是不是出于当时现实政治需要才去做的?不是。程颐、程颢和朱熹,都没有像叔孙通、董仲舒那样的投机性,所以说他们真诚,就这么个道理。

 

:再后来呢?

 

:后来对孔子还有两次比较大的误解。


一次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喊“打孔家店”的学者们,他们对于孔子及其思想,实际上心里是明白的。鲁迅能不明白吗?陈独秀能不明白吗?他们都明白,但问题是,他们当时要做的,已经不是学术工作,而是唤醒民众。鲁迅弃医从文写小说干什么?唤醒民众。他们都是有大学问的,但从他们的工作和学术关心上看,他们不是纯粹做学术的学者。先秦韩非,汉代叔孙通、董仲舒,他们是面对统治者;程颐、程颢和朱熹,他们是面对学术界;但是鲁迅、陈独秀他们这一批,是面对民众。既然面对民众,就不需要做那么多学术的分辨,他只要告诉民众说,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咱得向西方学习,就行了。而讲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概念也很大,太文乎,得找一个靶子,靶子是谁?孔子。所以他们说,孔子讲奴隶道德,孔子讲愚民政策。实际上他们心里都知道,这不是孔子,是“孔家店”,但是他们不跟老百姓去分辨这么清楚,老百姓也没有耐心和能力来听你分辨和理解你的学术分辨。你只要告诉他奴隶道德愚民政策等传统文化不行就行了。传统文化不行,那怎么才行?搞新文化运动。新文化是什么?是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民主、科学。当时也讲自由,而且有意思的是,先从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文人学者还身体力行,搞得热热闹闹分分合合的。为什么这样呢?这样容易得到全国年轻人的理解并拥护嘛!但后来不大讲自由了,因为后来中国迫切的问题是救亡,于是只讲德先生、赛先生,讲民主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对德先生、赛先生提倡的正当性,使得“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很有力量,对民众的启蒙,确实也非常有用。我联系您刚才讲的,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讨论还原孔子的话题,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想打倒的,实际上是以“孔家店”为代表的所谓儒学了,不是直接冲孔子来的。儒学发展,不管这里面有卖假货的,有各种混淆的,但我们一直习惯把它归为儒学。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要反对的,就是这样的“孔家店”吧。

 

:实际上他们是冲着中国传统文化去的,这与冲着孔子去,还是有区别的。那么为什么让人感觉他们是在反儒?因为中国读书人都叫“儒生”,秦始皇坑杀四百六十个方术之士,还叫“坑儒”呢。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口号不叫打传统文化,叫打孔家店,因为这个口号响亮,明白,易于传播。而且,我们现在讲的“打倒孔家店”,最初不是“打倒”,是叫“打孔家店”。打和打倒,区别大了。第三,在“打倒孔家店”下面,其实还有一句话,叫“救出孔夫子”。这句话后来也被我们忽略了。实际上,五四文化先贤,他们是很明白很清楚的。他们知道,打孔家店,不是打孔夫子。所以我曾经做过比方:孔家店是一个店铺,里面有很多传统文化的货色,有儒家的、有法家的、有道家的、有阴阳家的,还有种种方术迷信,怪力乱神,什么都有,但是招牌叫什么?孔家店。现在中国政府到国外去办学,叫什么?孔子学院。你说孔子学院里只是孔子的东西吗?不是。为什么叫孔子学院?因为孔子的招牌最响亮,孔子的名头最大。


所以,对新文化运动,我以为,第一,针对性。他们反的,不是孔子,而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那些落后、愚昧、野蛮的东西。第二,正当性。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其价值不可否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引进德先生、赛先生,需要反思、批判中国文化里那些导致中国落后的东西。所以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正当性。其中固然有很多激烈的地方,鲁迅就很激烈地说过不读中国书,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之六)钱玄同还提出要废除汉字,当时确实有些极端的口号,但是,这只是他们在造舆论,其实你全面地看,他们还是比较理性的。第三,学术性。新文化运动批孔家店,批传统文化,主要批什么?你看鲁迅的文章,鲁迅要揭示国民性。(访问者插话:鲁迅也是你的偶像,孔子也是你的偶像,两个偶像)对,我觉得这两个人挺好玩的。我景仰孔子,鲁迅天天骂孔子。但孔子鲁迅这两个人我都喜欢,我没觉得有什么矛盾的地方。鲁迅批判中国国民性,主要集中在愚昧、麻木、奴性、凶残、保守。他的这种批判,目标找对了,至少它是结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呢?批孔子克己复礼,批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等等。

 

:批林批孔,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一起政治事件,虽然它裹挟了很多学者参与,但基本没有学术。既没有学术考量,也没有什么站得住的学术成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真的有学术性,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缺少现代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做现代观照,虽然不能说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但是却是从那时候形成共识的。这种关照,是用批判的姿态来做的,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做的。这种现代观照,开辟了后来传统文化学者们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道路,也接通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通道。很多人喜欢孔子就特别反感鲁迅。但是我说,没有鲁迅这批人,就没有孔子的现代性。不是孔子思想没有现代性,是我们没有从现代性的角度去重新发现孔子。鲁迅胡适等人恰恰是赋予孔子现代性的思想家,他们提示后来的学者,要从现代性的角度去估价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道路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天地就开辟了,从儒家思想史的角度讲,简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如陶渊明写的那个渔人入山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了,而且,我们发现的,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是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我为什么要拿桃花源来比喻?因为,陶渊明这篇文章发明了一个汉语词汇:避秦。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要走向现代化,都必须“去秦化”,去处那种权力高度集中,权利极度稀薄的政治模式,解放个人天赋和创造力,恢复、培育社会自身的组织调剂功能,展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社会图景。鲁迅批判的“国民性”,懦弱、自私、愚昧、残忍等等,其实就是在个人权利被极度挤榨之后养成的。只有给个人赋权,才能改善国民性。


还有一点顺便说明一下:从批判的角度唤醒传统文化现代性,促使了“新儒家”的涌现。这是儒家的新生代。

 

:说到这里,已经进入我要问您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还原孔子的思想,哲学也好、文化也好、礼仪也好,哪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价值的、有指导作用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说孔子思想在今天还有哪些有用,如同我们说《圣经》在今天还有哪些有用一样,这种思路本身是有问题的。首先,孔子的思想也好,耶稣的信念也好,是一个体系,不可以随便抽出一部分有用,另一部分没用。即使从“用”的角度说,任何功能性的有用,都是建立在完整本体的基础上的,体用不二,体不能分,用如何割?我认为,孔子的思想,不是一个时效性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有些东西一旦被论证出来,内涵外延基本确定下来,就永远不变。你能说古代的三角形内角和是180o,今天会不会变了?人类自古至今追求自由幸福,追求财富,变了吗?孔子只是指出了一个方向,就像我们开车在马路上看到一个方向牌,告诉你东西南北,这个指向,是无限延伸的。方向是没有时空局限的。

 

:具体来说呢?

 

:具体来说,孔子在三个方面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理想的政治是什么样的?理想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部《论语》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是好的社会、好的政治、好的人。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往前走的方向,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理想的政治、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在孔子那个时代,受他那个时代的局限,能达成一个什么样子,那就是什么样子。但是,难道是说我们今天还要回到以前的那个样子吗?当然不是。孔子指出的是方向,我们在上海看到路牌指着北京的方向,路是要靠我们自己走的。你不能呆在路牌下面不动。你更不能责怪路牌没有随着路移动。路牌无需移动,因为方向自在延伸。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顺着孔子指的方向一直往前走,不是说孔子这个路牌在哪里,我们就呆在哪里,还怪路牌没有与时俱进。我们要遵循的,是他指出的方向,而不是逡巡止步在他那个时代到达的地方。


我在一篇文章里还举过一个例子,过去物质匮乏,母亲爱孩子,会让他多吃肉;今天呢,为了不让孩子太胖,母亲会控制孩子,让他少吃肉。你说这是母亲们的价值观变了吗?没变,都爱孩子。给他吃肉,不给他吃肉,都是出于爱。爱孩子的方法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但是爱一直没有变。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以时效性来理解孔子,这是将孔子那个时代有局限性的方法,理解为孔子的方向。所以,阐释孔子的现代价值,不是纠缠、拘泥于他曾经使用过的方法,而是顺着他的逻辑,看到他的方向。

 

:这可能是研究不够透彻,没有真正看到孔子指的方向。

 

:对。我们研究孔子,是要看到、看清他的方向,不是纠缠他的方法,甚至把他在那个时代的用过的方法当做孔子的本质。方法里没有本质,本质在方向里。


现在很多人喜欢法家,认为法家讲“法治”,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但是,正好相反,孔子所讲的“礼”,才是直通现代化的,而法家那个“法”,恰恰是违背法治精神的。为什么?因为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是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法家那个“法”呢,核心要素却是剥夺所有人的权利,让国君用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是权力用法来收拾你。所以,法家的“法”,核心是“权力”。而孔子儒家“礼”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利”。权利是对权力的划界。“礼”,确立了各自的权利,每个身份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领域,但也有边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驱使我,但是到了那里,你就没有权力了。你可以要求我尽我身份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但你不能剥夺我身份赋予我的权利和自由。所以,礼,恰恰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通的。它规定了每一个人相应的权利与责任,这正是法治的精神。所以儒家的“礼”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的源头。

 

:您这就是赋予孔子思想现代性。

 

:这也是孔子思想的逻辑事实。孔子没这么说,他那时候还没这些概念,但他的逻辑是这样,按他的逻辑必须是这样,这就叫“逻辑事实”。我在这里使用了这个概念“逻辑事实”。什么叫“逻辑事实”?就是虽然尚未事实呈现,但依逻辑必然出现的“事实”。现代学者研究古代思想和思想家,不仅仅是看他直接说了什么,呈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找到他的逻辑,方向,然后,顺着这个逻辑与方向,发现古代思想家虽然没说,没表达,但必然会出现的“逻辑事实”,如果这个逻辑事实合乎现代价值,那我们不就是在做古代文化的现代性阐释吗?现代性阐释既不是抱残守缺,只看古人说到哪里说在哪里,也不是随心所欲,自己想说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而是要按照古人的逻辑,看他的逻辑在哪里,以及能到哪里。

 


:你觉得中国文化的未来如何?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类人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只能从西方文化里嫁接。他们的文化期待是,从西方文化走向现代。

另一类人觉得,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学西方。他们的文化期待是,从传统文化走向古代。这类人不多,但渐渐有影响力,值得警惕。他们身上有一种腐朽的味道,他们眼里的国家仍然是“帝国”、政治还是“帝政”,法律还是“王法”,虽然他们知道有“宪法”这个东西,却完全不知道它对于现代政治的意义,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毫无现代共和国的理念。中国要现代化,这类人是阻力。


第三类人认为,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他们的文化期待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现代。


我觉得这三类里,第一类,走不通;第二类,不能走;第三类,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正确道路。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一点都不矛盾,几乎可以说是个直通车——逻辑直达。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甚至韩非的思想里,都包含着非常显著的现代性。比如孔子儒家的民本思想,道高于势思想,礼(规则、权利和责任)对权力的约束思想;庄子的个体自由;墨子的尚贤思想,韩非的依赖制度不依赖道德等等,都与现代社会理念毫无违拗。赋予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现代性,建起一座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直通现代世界的桥梁,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和担当。



 (2017 年4 月16 日接受专访于北京卧佛山庄。2020 年2 月11 日由吴晓梅女士根据录音整理完毕,2020 年3 月 21日改定。时,我的新书《孔子原来:被误解的孔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新冠肺炎肆虐两月有余。——鲍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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