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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斗争-第十九章第四次反围剿

文/小庄

一,

打破第四次围剿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回长汀“修养”去了。

周恩来、朱德随后即到广昌,接着奔赴前线,因为蒋介石针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作战就要开始了。

毛泽东此时已经不在红军的领导岗位上,第四次围剿是否可以打破?

其实不必担心,一个人虽不在现场,但是只要他的思想还在,战略方针还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还在,那么就有希望打破敌人的围剿。


事实上,早在宁都会议之前,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已经提前在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开始了。

所以那时,毛泽东便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制定了一个反第四次围剿作战的军事计划。

毛泽东为了实施这个作战计划,已经提前将部队进行了适当的部署和准备,然恰逢那时,前后方就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宁都会议。


在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虽然被剥夺了军权,被迫去“修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10月14日制定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中,依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坚持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弱部。

并且,他们在这份计划书上,仍署名“总政委毛泽东”,周恩来则以“代总政委”名义副署。


在这一点上,革命前辈们“谦虚谨慎,绝不诿过喧功”的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人,喜欢宣扬“某某战役我指挥”的口号,但是这毕竟是少数。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如果对某件事的实际功劳有10分,那么自己最好只承认7分就行了,这倒不是说非得要表现什么谦虚,而是为了能够给自己留三分的回旋余地。

相反,如果你对一件事的功劳只有5分,你非得一个劲的吹成10分,其实对自己往往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没有了回旋余地,就特别容易丧失主动权。

一个人选择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比选择自作聪明要好得多。


1933年的元旦来了,这一天,周恩来、朱德率领军队在黎川举行了誓师大会。

随后便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在黄狮渡和浒湾连战告捷。


但是此时,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还未开进中央苏区,2月6日,蒋介石亲自担任江西“剿匪总司令”,设立南昌行营,大战迫在眉睫。


我方战术并没有变化,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派了红11军佯装主力,将敌52师(师长李明)和59师(师长陈时骥)吸引进了黄陂一带,此两路军原本想要配合其他各路国民党军,在黎川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的。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一进入红军根据地范围后,他们的情报线就总是出错,而红军却对他们的动态却了如指掌,这其实就是根据地群众的力量。


2月27日午后,国民党的这两个师先后孤军深入了黄陂一带,陷入了红军的包围圈中。

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配合,全歼了敌52师,敌人师长被击毙。


而之前由国民党军26路军改编而来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独自担负起歼灭敌59师的任务,这支军队战斗力极强,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59师,并且此仗成为红军有史以来缴获最大的一次,这次战斗便是反围剿历史上著名的“黄陂大捷”。

这次缴获的武器,有很多整箱整箱的还没开过封的,还有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式机关枪300多挺,大炮40多门,很多当地老百姓帮助打扫战场,光是搬这些武器就搬了三天。


黄陂大捷之后,红军又寻找到一支在宜黄的草台岗地区的孤军,取得了草台岗大捷。

黄陂、草台岗两役,共歼敌3个精锐师,俘敌近2万余人,缴枪1.3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这一重创使得蒋介石后来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哀叹到:“此役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为什么每次反围剿只需要歼灭掉其中几路大军,吃掉蒋介石几个师或者几个旅,蒋介石便狼狈退走了。

他既然誓要彻底歼灭红军,那么为什么每次围剿时,自己损伤还未过半,便悻悻离去,从没见他死磕到底呢?

我们不说要你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起码在你的力量相对于红军还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你不应该轻易半途而废啊。

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给红军放水呢。


现在,红军已经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我们是时候总结一下反围剿战争的规律了。


二、

首先,我们先看蒋介石方面。

从这四次围剿作战来看,为什么每次只被歼灭其中几路,甚至一路军队,围剿即被打破呢?

我们先看第一次,第一次的围剿,蒋介石派的都是些地方杂牌军,这些军队往往各怀鬼胎,各有心思,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既想要从蒋介石那里拿好处,同时又各自保存实力,不愿意舍命进剿。

所以只要其中一路或者几路被歼灭,他们立刻就停滞不前,甚至撤出围剿战役。

第一次围剿,张辉瓒师被全歼之后,各路地方军马便立刻停止进军,返回自己老窝去了。


这暴露出蒋介石团队的第一个矛盾:

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只想保存实力,不想做出牺牲的矛盾。


而到了第二次围剿,是1931年的4月初开始的,这次是蒋介石嫡系武装和地方武装一起进行的围剿。但是到了5月份,就有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将领联合发布“讨蒋通电”,要逼蒋介石下野,另组广州国民政府。

同时,唐生智、石友三等军阀公开响应,要联合起来造蒋介石的反,而此时国民党各路围剿军刚刚进入红军腹地,围剿一开始,又被毛泽东歼灭了其中几路军队。

后院起火,前方遇挫,所以老蒋又不得不先把自家大火扑灭,再来打理红军的事情了。


这第二次围剿又暴露出了蒋介石团队的第二个矛盾:

中央系统和地方军阀之间不可协调,难以统一的矛盾。


紧接着蒋介石就在1932年的6月底,前后只一个月的时间,便迅速开始全力组织第三次围剿,并亲自挂帅。咱不可以说他不上心不卖力了。

但是围剿刚刚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野心彻底暴露,并付诸实践了。

此时,举国爆发抗议运动,东北、华北边境,不断有爱国人士组织起抗日义勇军,开始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


不仅如此,李宗仁等地方军阀,直接把军队开进湖南境内,要跟老蒋抢地盘。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同样是在根据地内部被歼灭了几路军队之后,便只得悻悻离去。


第三次围剿战争暴露出了蒋介石团队面临的第三个矛盾:

中国人民同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前三次的围剿战争,实际上已经把蒋介石团队的矛盾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到了第四次围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就在围剿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蒋介石刚刚被消灭了3个精编师的时候,日本开始向华北进犯。

民族矛盾进一步扩大,全国各地爆发各种类型的抗日运动,举国舆论开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又在根据地损失了几万人马,蒋介石终于不得不暂停了第四次围剿。


所以,你看吧,不是蒋介石放水,而是他本身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红军的战略战术,能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就有极大的可能性打破围剿。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红军方面。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之所以十分高明,是因为它不仅可以将我方力量发挥到极致,而且处处针对敌人的矛盾加以利用。


首先,诱敌深入这一条,可以把敌人引进根据地里来,这样就可以开展人民的战争,我军虽弱,但是有了人民在游击、通信、后勤、补给等方面的支持,则力量便可大大加强,同时,因为是在根据地内部,所以我们对于地形的了解和利用,可以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


这样就相当于把所有我方可以利用的资源,统统利用起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了。


同时,红军追求每战,必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并有所缴获。因为只有这样,我军才能在敌人的封锁以及农村没有军工业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

这自然就要求我军每战必集中优势兵力,打成歼灭战,而不是击溃战。

所以我们往往都挑弱的打,不仅可以补充自己,还能不断消耗敌人。


第三,红军绝对不会与敌人硬拼,他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其核心同样在于一个原则:保存自己,消耗敌人。

所以他们就依托根据地的有利地形,甚至利用崇山峻岭,来同敌人作战。


一旦进入大山之中,百万雄兵也难以顷刻之间便把红军消灭,所以红军只要不断的拖下去,保存好自己的力量,那么只要等老蒋内部矛盾爆发出来,他自己就拖不下去了,只得退回自己的大本营。


三,

所以当我们发现了以上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一点:

红军是否能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其决定性的因素,其实并不在于两军军事力量的对比。

而在于国军的矛盾是否还不断的制约着他们,而我方又是否能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当然,兵力的对比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它并不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


这些年不断的有人要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翻案,说是假如由毛泽东来指挥,其结果也是必然失败的。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 蒋介石发动了百万大军,而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如此巨大规模的围剿了。


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依据。他们分析了苏区的人口,经济,战争资源等等。

得出了第五次反围剿跟指挥的人并没有关系,而是强大外部力量压迫下,必然失败的结果。

这种观点当然是机械而唯心的,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他们的祖师爷博古,早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力图为自己无能的军事指挥找借口了。


但是我们只需要按照前四次反围剿的规律去看第五次反围剿,就能得到真相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蒋介石面临的矛盾,非但没有任何缓和的趋势,反而是比前四次的时候,更加激化了。

不仅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激化了,而且国民党内部矛盾也在激化,甚至直接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蒋介石内部激起了“福建事变”,曾经在“淞沪抗战”中强烈打击了日军的蔡廷锴、蒋光鼐第十九路军,宣布抗日反蒋,同时与中共联系,寻求建立互助合作的关系。

全国的抗日活动,进入了高潮时期,不仅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且地方军阀中,也有很多军队开始建立抗日联军。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不是衰弱了,而是加强了。


所以蒋介石一方,矛盾是在不断激化的。


而反观我方呢?第五次反围剿运用的军事原则,几乎全部与前四次背道而驰。

我军的优势非但没有任何发挥,弱点却全部暴露在了蒋介石围剿大军之下。

什么“打击中间派”,“富农是最危险的”,“国民党军阀都不可靠,决不能合作”,“堡垒战、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等等等等,全部反着来。


这样的失败,是能用敌强我弱这一点就能解释得了的吗?


历史不能重来,没有人能确定如果是毛泽东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其结果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历史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那种沉痛的失败。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具体战役情况,我们后面再继续讲。


此时,四次反围剿作战已经取得胜利,红军又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和加强,但是接下来,就是中央苏区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了。

事实上,从“宁都会议”开始,苏区走下坡路的趋势就已经注定了。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机关,因为组织在白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伙儿待不下去了,只得辗转来到中央苏区。

他们沿着中央秘密交通线,经大浦、永定,途径福建上杭,进入江西瑞金。


自此,一场严重的危机和惨痛的失败,就要开始了。


历史文章:

苏区斗争-第十八章  宁都会议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八角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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