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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苏区斗争-第十三章实事求是

文/小庄

一、公有还是私有?

公有还是私有?走资还是走社?这似乎是建国以后的历史才讨论的问题。

但是其实远在1931年的苏维埃时期,也有那么一个类似的问题被提上了讨论的日程,并在后来几年苏区的发展中,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虽然这个讨论和后来建国后关于走资还是走社的讨论,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中去探寻一下,当初面对类似的问题,伟人是如何思考的?


在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上海中共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了,王明、博古陆续走上历史的舞台,这是苏维埃历史的一个分界点,大家记住这个分界点,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斗争,都会以这个分界点为基准。


此刻,在远离上海中央一千多公里外的江西苏区里,毛泽东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和处理苏区面对的所有争论和困难,虽然这种机会不会太久了。


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也要逼近了,但是此刻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等着毛泽东去处理,这就是关于苏维埃土地的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共的革命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就是朝着消灭私有制去的。

苏联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且正在他们国家进行着社会主义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这就必然会在思想方面,给中国的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此时,在苏区根据地内,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以后,这个田地到底算是农民的私产,还是算作国家的公产?

这个问题,就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苏联那边的经验,那就应该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行,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说毛泽东面对任何难题,都不会简单的照搬别人的经验,而是首先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也同样没有发言权。


他走访了很多苏区根据地的村庄,立刻就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在已经过了立春时节,可是好多农田里却呈现出一副冷冷清清的样子,农民似乎对于春耕毫无积极性。

他来到一个农户家里,这个农户正在编箩筐。

毛泽东笑道:“老俵,手艺不错嘛”。

那位农户听闻这是红军首长,便取来小凳给毛泽东也坐下,然后苦笑道:“没得法子哟,全家指望着它吃饭呢”。

毛泽东有些疑惑:“你们家没分田吗?”

那位农民说道:“分是分了,但是又没分死,谁晓得日后这田作不作数呢”


毛泽东心中一愣,似乎明白了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他同那位农民交谈了一会,然后又陆续走访了很多农户家,去询问他们对于土地的看法,得到的结论惊人的相似,农民十分重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农民对于土地的极度渴望,另外还有政策制度上的原因。

我们之前文章也说过,分地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其实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不然为啥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都在讲要平均地权,要有地同耕,有饭同食,但是那么多年了没一个做到呢?

当时的阶级斗争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如果土地是归公有,那么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

当政府内部的指导思想偏左的时候,那么在分地问题上,政策就会偏向贫农和中农,而当政府内部的指导思想偏右的时候,也就是肃反中常常提到的,当地主、富农充塞进了我们内部的时候,在分地上的政策就会偏向于小地主、富农。

而在当时战争年代,干部十分紧缺,调动和牺牲都很大,所以政府里的干部变动非常大,再夹杂着党内宗派主义思想、自肥式革命等现象的存在,就导致了一个村的土地,分了四五次还没分定。

常常出现今天这个干部上台,把土地分了,明天那个干部上台,又说之前的分法不对,要重新分。

反正土地公有,想怎么重分都说得过去。


这样多来几次,农民心里也就没了谱,所以对春耕的积极性就被消磨了,于是便出现了毛泽东去乡间调查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一片冷冷清清的局面。


于是毛泽东决定给主管分田的省委写信,信中这样写道:

“关于分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一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土地不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地,这种形势是很不好的。”——《民权革命中土地私有制度》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根据以往分地的经验,提出继续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去进行分配,一旦分定,农民便有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侵犯他们的田产。


“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


“田中产出,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

“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定租多少,以两边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

“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的钱来均归本人所有。”——《民权革命中土地私有制度》


任何政策,任何决定,背后都要有其理论依据,不然你就不能说服别人,也很难在实际斗争中真正的被执行下去。

土地私有还是公有,这是个涉及革命理论真理的问题,在很多革命理论者看来,毛泽东这简直是在复辟地主所有制啊,你这边一旦把土地私有了,那不就等于恢复了原先的地主制度吗?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妥妥的单干风有木有?


为了解决这个政策背后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毛泽东解释道:

“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很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必须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这不是什么恢复地主制度”——《民权革命中土地私有制度》

从这里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经有了雏形,这个雏形在后来形成了完备的思想理论,也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这个革命理论的基础上,诞生了一张伟大的革命建设蓝图,也就是《毛泽东选集》里《论联合政府》那篇文章里描绘出的伟大的蓝图。


在毛泽东这封给省委的关于“土地私有”、“自由贸易”的信发出不久以后,根据地内的土地很快便彻底分定了,农民的耕种热情迅速被提升了起来,一片农忙时节的气象,又弥漫在了苏区的建设事业中。


后来曲折的历史,不断的验证着这个决定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当时很快提高了生产力,提升了农民的耕种热情,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这个政策还会发挥出它巨大的历史作用——迅速的团结了所有可以团结起来了小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

这是后话了。

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到底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


其实没有哪一个制度一定是好的,哪一个制度一定是坏的,关键就在于:

看这个制度符合谁的利益?损害谁的利益?

它是不是符合当下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短期和长期来看,这样的制度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


这三个维度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它们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要在这三个维度综合之下,作出准确的,又符合实际的判断,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可以说私有制是实事求是,我也可以说公有制是实事求是,反正不管你怎么说,都能找到一堆理由和根据。


至于谁说的对,这便只能交给历史去检验了,群众总会有觉悟的一天,谁才是为人民服务的,谁又是好心办了坏事,甚至谁是为了某个特权阶级服务的,历史终究会把一切暴露出来。


好在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之中,这种暴露会非常迅速。


二,

土地被毛泽东分下去了,但是关于土地的思想斗争并没有完结。

毛泽东向来十分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他很清楚的知道,土地革命并不是要消灭地主,而是要消灭地主这样一个阶级。

所以他在制定土地政策的时候,把被没收了土地的地主以及富农,也当做普通贫下中农一般,给予他们一份同样的土地,让他们也有活路。


可是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脸了,这是后来博古的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发生的事情了。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讲。


分定了土地的毛泽东,终于舒了一口气,但是时局的紧迫容不得他有半分的休息时间,因为蒋介石的大军已经开始逼近苏区的根据地了。


这次国军的围剿总司令是何应钦,老蒋似乎觉得上一次的失败,还不足以让他亲自出马。

何应钦比鲁涤平要老奸巨猾得多了,当他看到第一次围剿的失败,尤其是张辉瓒的覆灭,使得他变换了围剿的策略,由之前鲁涤平的“并进长追、分进合围”,改成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

他当然不会想到,要不了多久,他的“步步为营”的方针,就会被毛泽东写进诗词里,留下一段反围剿的佳话,被历史传唱下去。


苏区红军大概有三万余人,而这次来围剿的军队比上次还多了一倍,总数达二十万。

所以在苏区内部高层中,又产生了关于打还是不打的争论。


此时,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的,用于指导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总前委已经被撤销了,由中央派到苏区根据地的代表团组成了中央局,作为指导根据地革命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


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但是因为他还没能赶到苏区,便由项英任代理书记,新来的代表团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都是中央局成员。


宁都县的青塘村,毛泽东、朱德、谭震林、项英、顾作霖、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中央局的三人代表团和项英都主张退。

他们认为“我方兵力太少,与之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此地无法坚守,红军主力要生存,就得暂时撤退,退到哪里呢?退到四川”


那么毛泽东就接着问:“为什么选择退到四川呢?”

三人代表团回答:“因为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个不错的根据地”


看吧,教条主义已经初现端倪,一个从没有到过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就因为说了一句四川是不错的根据地,他们就得出了第二次反围剿应该退到四川的结论。

因为当时很多人迷信苏联,三人团又代表着中央,所以他们的话很有分量。


毛泽东神情很严峻,他说道:“我不赞成分兵退敌,退,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教训我们早就有了。目前不是要退,而是要打,有目的地打”


朱德和谭震林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但是最终赞成分兵退敌的依旧占大多数,毛泽东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

他知道,项英和三人团刚刚从上海过来,对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军事经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说的话都是些主观、教条之类的东西。如果听任下去,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思来想去,毛泽东很快又想到了新的办法。

在高层会议上,他是属于少数派,但是如果把会议扩大到军一级的干部,那他马上就会成为多数派,这样他的意见就有可能获得大家的肯定。

于是他向任弼时建议,把这次会议扩大到军级干部,也听听他们的意见,任弼时觉得可行,于是很快又召开了新的会议。


果不其然,当彭德怀、林彪、黄公略、罗炳辉等等军事将领又加入到这次反围剿的讨论之后,形势马上发生了变化,支持毛泽东打的意见立刻占了绝大多数。

这样一来,最终就确定了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坚决的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打字方针。


既然确定了要打,那么打哪一路又成为了新的议题。


会议上又出现一个多数人的意见,他们选择先打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理由是消灭了他们,就可以向着湘南、赣南发展。


你看,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怎么做对自己有利,而不是怎么做才能既保险,又有利。

人总是不能只从一个维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结论的,否则就容易犯错误。


毛泽东说道:“我的意见和大家不同,我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最弱,他旗下的上官云相、公秉藩等师都是同我们交过手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部队,而蔡、蒋的部队在历史上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几乎没打过败仗。我们现在应该先捡弱的打,才有胜利的可能”


此刻,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弱部的军事思想已经开始成熟了,就等着在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去检验了。


青塘会议最终确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方针。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这次何应钦采用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毛泽东要如何破解?

此次情形比之第一次反围剿又严重得多了,不仅仅是兵力大大增加,而且敌人特别注重一个“稳”字,不会再犯那种孤军冒进的错误。


不仅如此,何应钦还实行了严秘的经济封锁,切断了一切运输进根据地的物资,这又给反围剿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何应钦认为,在这样稳固的方针,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必然顺利完成围剿任务。

可是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这个从没上过任何军事院校的农家子弟,却是一个古今罕见的军事奇才。

这一次,毛泽东要如何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我们下一章再聊。



历史文章:

苏区斗争-第十二章 王明、博古上台之谜

打土豪,分田地,真没那么简单。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八角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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