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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苏区斗争-第六章一条极痛苦的道路

/小庄

一,

一条极痛苦的道路

192912月底的古田会议不仅仅明确了工农红军的建军原则,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帮助大家搞清楚了到底该如何革命。

任何一个伟大的使命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否则它就是抽象的,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党的具体工作就有三项:

  • 扩大苏维埃区域。

也就是尽可能的建立党组织和党的政权,放弃单纯的游击主义的习气。

  • 深入土地革命。

也就是领导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区域里的农民,帮助他们完成土地的分配,废除与地主之间的债务关系。

  • 扩大工农武装。

也就是组织各苏维埃区域里的农民,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游击队,进而组建正规的工农红军。


只有实现这三个任务,才能真正把广大群众团结在红旗的周围,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使得工农群众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

 

然而,实现这三个任务并不是毫不费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的,因为当时和广大人民群众作对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且还有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

 

毛泽东接下来要走的路,就是这样一条极其艰苦的道路。

然而艰苦从来都不是最可怕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只要他们还有希望,那么无论多么艰难的道路,总是可以走下去的。

中国人从来不缺吃苦耐劳的精神,历史会无数次的证明这一点。

那些真正能使人沮丧的,不是艰苦,而是痛苦。

 

来自内部的误解,污蔑,指责,歪曲和严重的分裂活动,往往才是最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的武器。

革命的道路,不仅仅是艰苦的,更是一条令人极度痛苦的道路。

 

二、

逆向改造

1930年初,被毛泽东赞扬过的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开始面临着极大的矛盾,这也是当时很多革命根据地都普遍面临着的矛盾和考验。

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或者说一个人为什么要造反?

以前常有人说是因为信仰,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们并不否认真的有这样一些人存在,单纯的为了信仰和理想去革命,去造反。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这样的,造反的基础在于残酷到无以复加的剥削和压迫,通俗的说,就是这个社会让绝大多数的人活不下去了,人们才会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

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起义军一样,都是被逼的。

 

这一点在毛选里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面已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了。

但是,如果一支军队里的所有人都仅仅只是为了吃饭才选择拿起枪来,那么这样的军队,又必然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李文林所在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矛盾。

当初赣西根据地起家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当地一个叫“三点会”的土匪武装组织,跟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的绿林武装性质是一样的。

他们的革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乱世之中找到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他们不会跟你谈什么革命的理想,也听不懂什么共产主义,自然也就不会遵守什么党的纪律,更不会无条件的听从党的指挥。

他们也绝不会因为你举着红旗,就甘愿团结到你的周围跟着你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们的革命哲学很简单,打土豪、分田地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吃上一口饭,能掠夺一些地主家的财产而已。

所以,这样的武装力量,如果不加以改造,是万万不可能承担起他们的历史使命的。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后,领着八百残兵去了井冈山,胜利的改造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使得他们成为一支由党领导的,破除了绿林习气的武装组织,为井冈山的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是,毛泽东只有一个。

改造是否可以成功,往往取决于革命领导人自身对于革命的认知水平。

改造至少分为两种,一种是你改造了对方,另外一种就是对方改造了你,后面一种我们可以称为“逆向改造”。

如果领导人对革命的认知不够,那么非但改造绿林武装很难成功,而且往往还会受到某种“逆向影响”。

 

赣西武装一共有三个团,红二团、红三团、红四团,李文林入主红二团以后,就受到了这种逆向改造。红二团大多数是抽大烟的,打仗要发饷,红三团、红四团更加不堪,地方组织也不遑多让,谈恋爱、嫖娼、打麻将,成了日常生活的主体。对上级指示,几乎都采取应付的手段。

因此,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等上级组织多次进行批评,甚至指斥他们“糜烂地方”、“不是党领导的武装”。

李文林参加革命很早,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随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了赣西领导革命,他领导的这块根据地,就是赣西革命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刚到赣西的时候,称赞过的“李文林式的革命”。

他们的根据地也强调建立政权,也强调波浪式的向前推进,这是毛泽东当初称赞他们的原因。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支队伍的革命,也可以称为“自肥式革命”,也就是说,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几乎全是为了自己队伍的那点利益,并不是真正的为了农民。

每次打土豪所得,几乎全部用于自身的消费,没收的土地也据为己有,或者以“共耕”的形式租给农民,也即变相据为己有。而且队伍里出现了干部向农民收租逼债,还向农民和贫穷的革命同志放高利贷的现象。

这就颇有些“梁山草寇”的性质了,而且他们还没有梁山草寇“替天行道”的历史使命,全都只顾自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却哪里去管什么百姓、农民的死活?

早在19295月,江西省派来赣西的特委书记冯任,就试图改造这支地方武装,但是因为枪在地方武装的手里,改造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特委所需经费又往往需要这支武装力量去筹得,以至于常常反过来被地方武装卡住了经济上的脖子,所以屡次改造无果。

甚至连冯任从省委带来的一位外地干部,也遭遇了这支地方武装的“逆向改造”,同他们合起伙来,对抗党的领导。

 

到了1930年,赣西上任了一位新的特委书记,这个人叫刘士奇。

在他看到这种李文林式的“自肥式革命”现象以后,下定决心要来一番根本的改造,想要把红二团、红三团、红四团进行武装整编,成立一支新的,如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那样的工农武装部队。

刘士奇的名字大家听上去可能并不耳熟,但是提到他姐夫的名字,可能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了。

是的,他的姐夫就是毛泽东。

刘士奇的妻子,就是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后来贺怡又嫁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这是后话)

 

三、

二七会议

刘士奇上任赣西特委书记以后,就发现赣西的土地总是分不下去,因为把持土地迟迟不愿分配的,就是我们自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为此,刘士奇在1930年初,借助赣西附近彭德怀的力量,改组了这支地方武装,编成了工农红军第六军,彭德怀派黄公略担任红六军的军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改组是极其成功的,红六军在黄公略的带领下,很快进行了严格的整军和扩充,使之成为一支能承担起革命任务的武装力量,并在随后的反围剿作战中,屡建奇功。

但是,除了军队的改组之外,对于赣西的地方党的工作,却丝毫没有什么改变。

古田会议之后,赣南和闽西这两块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最大的根据地内,土地分得风生水起,农民个个笑开了花。

而赣西这边的土地革命,丝毫不见任何起色,各项工作都陷入停顿状态。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正好率军到达赣西的永丰藤田,于是刘士奇便派人到藤田请示前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决定立刻召开一个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赣西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会议——“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赣西党组织迟迟不分配土地,是严重的机会主义,确定了当务之急是:“一要分,二要快”。根据赣南和闽西的经验,应是没收一切土地,按照人口平分,因为平分能够争取广大的群众,否则,不能争取全部的群众。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毛泽东的主张获得一致通过。

 

同时,为了克服地方武装的宗派主义倾向,游击主义习气,会议通过了把红四军、红五军(彭德怀领导的部队)、红六军(刘士奇整编的由黄公略任军长的部队)统一归属于红四军总前委的领导之下的决议。

并且,作出了由总前委领导,择日率军攻打吉安,争取革命在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决定。

 

除此之外,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另外一个决议,处决了赣西根据地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大党官”。

所谓“四大党官”,就是赣西的地方武装中历来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干部,他们纠集地痞流氓,私购军火;向群众放高利贷;打土豪、分田地总是不看对象,错误的打击了很多的普通群众,搞得底层群众怨声载道。

甚至发生了为抢夺农民妻子,开枪打伤农民,强行霸占人家妻子的事件。

在刘士奇特委组织的揭发之下,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枪毙“四大党官”的决议。

 

后来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高华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把“二七会议”当做后来肃反事件的左倾思想的源头,并认为这是一场毛泽东和李文林之间的权力之争,这种说法不仅可笑,而且罔顾了基本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关于二七会议的历史背景,是建立在赣西地方宗派主义,土匪习气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如高华所言的“权力之争”。

一个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跑去赣西跟一个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争夺所谓的权利,这种说法非蠢既坏。

阴谋论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会选择性的筛选史料,找出其中可以逻辑自洽的一部分,已达成他们事先就已经得出的结论。

事实上,二七会议非但不是“左倾肃反”“排除异己”“权力之争”的源头,反而可以说是党内最早的克服地方宗派主义的源头,其历史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这次会议上,即使是枪毙“四大党官”的决议,也是经过参加会议的赣西特委,赣西党组织,包括李文林等人作出的决定,事实上毛泽东在此之前,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赣西有个“四大党官”的存在,那么把枪毙“四大党官”当做左倾思想的依据的说法,如何站得住脚呢?

 

而且,在赣西党组织作出决议之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一定要把他们交给群众审判,通过群众大会的揭发,来做最后是否处决他们的依据。

这又如何成为某些历史学者口中“左倾”思想的源头呢?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二七会议,不仅彻底废除了“自肥式革命”,整编了他们的军队,还阻断了这一地方宗派长期以来利益的来源,取消了他们以往日常“打土豪占为已有”“抽大烟、打麻将”等惬意的革命方式,而且还部分剥夺了这一地方组织的既得利益和原有利益,比如把他们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废除高利贷,等等。

由此,以李文林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对毛泽东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

 

这一仇恨,在后来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推波助澜之下,终于一发不可收拾,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一个大事件。

此事件的发生过程和历史原因,十分复杂,大家先记住这个二七会议,后面的历史事件我们还会一一道来。

 

四、

二七会议以后,赣西的土地革命也顺利开展起来,自此,赣西和赣南真正意义上的连成了一片,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中枢,形势突飞猛进。

这片根据地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悉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短短的几个月之内,赣西南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的热潮,党的三大任务终于逐步的在各大根据地都能有效的开展起来了。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刘士奇、曾山还为毛泽东介绍了刚刚率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的一位将领——罗炳辉。

这位红军史上的传奇将领,将来会在苏区反围剿和长征的一系列战斗中,展现他精彩的一生。

 

此刻的毛泽东,心情是极好的,因为形势看起来似乎是一片大好。

因此,在他和朱德随即率军准备攻打吉安的路上,于行军马背上作词一首——《减字木兰花》。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然而,令毛泽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此刻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出一条新的革命斗争路线,史称“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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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八角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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