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老秀才与特级教师丨鲍鹏山谈基础教育

老秀才与特级教师丨鲍鹏山谈基础教育



本文为鲍鹏山老师2013年在保定的演讲,全文23000字,阅读约需40分钟。建议收藏后阅读。

 



今天我们在这儿不谈大学教育,来谈谈中小学教育,谈谈基础教育。

 

我虽然在大学里面教书,可是我对中学教育还是比较熟悉的。原先我在青海师范大学当老师,就是培养中小学语文老师。


一直对中小学基础教育非常关心。我曾经为了了解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去给高考复读辅导班上过一整年的课,把高中的六册语文书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我也去初中上过课,也给小学生二、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上过传统文化经典课程,给学生讲《论语》,一本《论语》从头讲到尾,并让学生全部背掉,一轮下来,一年半时间,我讲了三轮,四年半时间。


今天,我们中国的整个教育,还有不少问题,相当多的问题,以至于全社会提起教育都不大满意。大学教育问题可能比中小学更严重,今天我们不谈。

 


为什么我一个大学老师,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这样去做?因为,我自我感觉还是有责任的,感觉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育,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我有时候跟中小学老师们谈,谈了以后,觉得我如果不去亲自做一做,再谈也是隔靴搔痒,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些,有一些感受。今天,实际上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我不知道我讲完以后,大家会是什么感受。我在这儿先打个预防针,因为今天我主要是谈问题,大家未必喜欢听。


那么,至于这些教育问题,大家是不是觉得确实存在,或者大家是不是有共同的感受,我觉得很重要。即使,大家没有共同感受,也不妨把我说的作为一家之言,去想一想吧。

 

从心理学上讲,有时候,我们长期在一个封闭的体制里面工作,执行着一个封闭的不可改变的任务,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倾向于认可它。


比如,一开始很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分到中小学当老师后,他会试图去改变一点什么,但是时间长了,觉得这个体制完全不可改变,完全不可打破,他就会逐渐倾向于认可它。


时间再长了,他就会变成去维护它,到这个时候,就有点可怕了。

 

我讲庄子《逍遥游》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逍遥游》的主题是什么?别人都说,是自由。我说,也对。


但是,如果再细想,《逍遥游》其实不是在讲自由,而是在讲什么东西使我们不自由。是什么东西使我们不自由呢?就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看不到改变这个体系的可能性的时候,会倾向于认可它,最终维护它,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奴隶。


这几年,我每年最少做几十场讲座,我在微博上发过一条,说在听讲座的人中,有两个群体是比较消极的,一是领导干部群体;一是中小学老师群体。什么原因呢?


这两个群体,实际上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又是最高度体制化的。


说到中学老师压力大,可以说,是全社会最辛苦的一群人。工作压力非常之大,并且高度体制化,所以他们在听讲座的时候,总是抱着这样的心理:你讲这些有用吗?我们能有办法改变吗?


从心理学上讲,就是有一种趋势,对我不能改变的东西,就倾向于屈从。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在某些时刻跳开一下,比如今天上午,在座的诸位能听一听我一个人的不同的声音。


也许,会让你跳出一个惯性思维,换一种思路,来看一看我们每天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我今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好吧。

 

那么,说到今天的主题,有两个关健词。一个词是,文化经典;一个词是,基础教育,我想讲的,就是基础教育和文化经典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


这个关系,本来是不言而喻的。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当作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基础教育的最重要的资源,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把教育的主要目标定为传播、传承本民族的文化。


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出了问题。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 

 

讲什么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

 

今天,我们的教育并不以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为使命。这一点,在座的诸位从事语文教育的可能会认可这个事实。


从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到高中毕业,你看看里面有多少传统文化经典?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文化里面,儒释道三家,儒家、佛家、道家三家,教材里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儒家孔子的?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中国佛家的?


有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中国道家的?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没有,高中毕业以后进大学更不用说了,进大学都学专业去了,更不能指望了。


我们的国民基础教育,其中义务教育只有9年,高中都不算,即使把高中算进去,在这个阶段应该完成的基本的本民族文化传播、传承的教育,有吗?


没有。本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是这么做的,以前中国也是这么做的,让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认同。


认知,就是了解;认同,就是从感情上、理性上认可。可是我们现在不这么做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教育的现实。

 

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传承,这是第一。


第二,传承文化,就要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作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宝贵的资源。我们有没有呢?


有没有把这样的资源,落实到最形而下的一个层次上用起来呢?


举一个例子,语文教材,现在编选的文章东一个,西一个,七零打碎,即使文言文,选的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文化经典,不是文化源头的东西。


为什么编教材的的人,就没有想到把传统文化经典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资源呢?本来这是最好的资源,偏偏弃之不用。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语文教育,非理性到这种程度,简直匪夷所思,无法解释。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没有人觉得这样编教材是错的。


一本语文教材,七零八落、乱七八糟,三流文章也在上面,老师教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不应该,没有觉得在那么宝贵的9年或者12年的教育里面,应该给学生们更好的营养,而不要让那些滥竽充数的东西,挤占学生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


老师们有没有意识到,你有没有给孩子们最好的营养?


你是不是早晨不给孩子递一杯牛奶而只给了他一杯白开水,就让他上学去了?


我们都知道,孩子吃饭要有营养,可是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营养,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读到高三,语文教材里面有哪几篇课文是值得他们读的?是值得他们记忆下来的?


这些教材,真值得我们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去教吗?值得拿到课堂上来,拿到黑板上去板书、去分析吗?那种文章,有时间翻一翻,没有时间,不翻,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当代的白话文,包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文字,尤其是小学教材上那些文字,一辈子不读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不具备任何文化积累价值。


我在山西一个综合性学校,看到他们的小学语文教材,里面有一篇语文课,讲什么“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像把伞”,课文后面还要求朗读并背诵,我问老师,学生背诵它有什么意义吗?能够成为知识的积累吗?


我再翻开第二篇课文,更可笑,“西瓜大,芝麻小”,我说,西瓜大,芝麻小都要拿到教材里面教,这是给普通孩子编的教材,还是给特殊学校的孩子编的?今天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东西呢?

 

深圳有一个教育论坛,每年都要搞一次大型活动,每次都能组织几千个老师。我说你们真厉害,组织能力这么强。


他们邀请我去做讲座,我说这种场合我不讲了,老讲老得罪人。


他们非要我去,我说那好吧,反正得罪人的事总得有人做,好在我不是这个圈子里面的,把人得罪完了我转身就走了,你背后骂我,我听不见,拉倒。


他们租了一个大体育馆,老师们在下面坐着,像观众一样。


我去了以后,他们首先安排几个语文老师上去讲公开课。


其中有一个老师,是上海的,我还认识,一起吃过饭,确确实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上的什么课呢?小学二年级的一篇课文,讲唐朝诗人骆宾王7岁时的作品,那个《鹅鹅鹅》。




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总共四句。这个老师把这四句,整整讲了50分钟。讲得精彩不精彩?非常精彩,真精彩。客观地讲,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课是非常精彩的课,但是,我说,精彩到什么程度?精彩到令人恐怖!为什么说精彩到恐怖?


我说,这样一首唐朝7岁小孩写的诗,两千多年以后让今天的孩子花50分钟来听?这样的诗,根本就不应该进入小学课本。这是儿歌啊,即使进入小学课本,5分钟足够了,那45分钟就是在浪费孩子的生命。


因此,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要!现在,教育管理部门给老师们很多的专业培训、教研活动,都是在教你怎么教,但是,老师们既然没权对教材说三道四,那么,教什么的问题,眼下还无法解决。


老师,是优秀的老师;教材,却是最烂的教材。一个鹅鹅鹅,讲50分钟,讲什么?里面没有多少值得讲的价值观,不能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更不能让学生的心智趋于成熟。


这还好,多少还算是唐朝一个大师级诗人童年时的作品,今天我们的小学教材里,更多的是不知从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小明要上学了,走路上碰到一只蝴蝶,他就抓蝴蝶去了,小刚告诉小明别抓蝴蝶了,上学去吧,于是小明小刚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后面还要求朗读并背诵课文。这破玩意儿,背它干什么?我们现在教给孩子的,不要说一流的作家了,连任何作家都不会这么写的烂文字,都放到教材里教孩子,你对得起孩子吗?

 

破房子里,老秀才有大用场

 

我们的教材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讲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没有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教育。


大家一定要记得我提出的这四个字:宗教信仰。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在中国,这个问题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之前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从上一个世纪初废除了科举制度,废除了私塾教育后,中国引进了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开办学校,以年级、班级为单位进行科学与技术教育。


这没错。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西方的教育,是基于有宗教信仰之上的教育。


最早引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那些先辈们,那些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伟大的教育先辈们,比如叶圣陶、陶行知,他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西方教育与中国教育存在着这个差别,即:西方的国民教育,是基于国民有宗教信仰的教育。


而我们的教育,是基于国民没有宗教信仰的教育。西方是宗教信仰与科学技术两条腿走路的教育,而我们的先辈们,当时只看到它的一条腿:科学技术教育。

 

我们忘记了,西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接受教育之外,还有一个受教育的场所,那就是教堂。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可能就要受洗礼,牙牙学语的时候父母就会带着他读《圣经》,各种节日中,家庭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


一本《圣经》是陪伴一个人终身的。那些信仰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家庭,没有哪家没有《圣经》。而且,家里的《圣经》不止一本,父亲有,母亲有,儿子有,女儿有,每人都有一本,甚至不止一本,可能一本精装本放家里,一本简装本随时带在身边阅读。而我们引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时候,只看到他们学校的教育体制好,没有看到他们在学校教育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无处不在的教育场所,在孩子们学校科学技术教育之外,给他们以精神与道德上的双重支撑。 

 

我这里说的西方,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或者说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西方。比如美国,就以宗教信仰为国家意识形态。


举一个简单例子说明,不论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当选美国总统后,在总统就职仪式上,都要手上按着一部《圣经》宣誓就职。但是,在我们国家不是。我们习惯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算是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吗?不是,它是共产党员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宗教,是一种政治学。


那么,在以宗教信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西方,除了学校教育以外,学生们是有课堂之外的宗教教育场所和宗教生活的,教会、教堂、宗教仪式,各种各样的日常宗教活动不断在提醒孩子们,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圣经》就是他们的传统文化经典教材。


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在中国,并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更没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的宗教。


的确,有人信佛教,有人信道教,有人信伊斯兰教,有人信基督教,但这都是一部分人的宗教信仰选择,而不是全民信仰,不足以构成全体国民的道德基础,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 

 

那么,你会问,为什么以前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以前中国的传统教育,基本教育形式是私塾,基本教育内容是读经。


读什么经?不是《圣经》,是“四书五经”。私塾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在可以无限制、低成本的复制。


中国古代乡村,都有自我教育的功能,一个乡村里面,只要有一个老秀才,只要有一间破房子或者一个祠堂,或者富贵人家提供一间房子,老秀才就可以带上十几个、二十几个学生读书了。


中国古代乡村教育的成本非常低,几乎不需要国家的资助,国家只管考试就行了。中国历代大学者、大文学家,几乎都是从乡村教育中、私塾里培养出来的。


近代如鲁迅、梁漱溟、陈寅恪、胡适、钱穆,等等,都是从乡村低成本的私塾里开始接受教育的。


鲁迅有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屋,就是鲁迅在家乡绍兴12岁到17岁求学的地方。一间三十几平米的屋子,一个老秀才寿镜吾在那里坐馆教书,寿先生这样教书教了60年。那不是国家办的学校。


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过去读书。一开始读的可能就是一本线装的《论语》,没有那么多的教学方法,也没有那么多的教学活动,什么今天的愉快教育,明天的激励教育,老先生都不懂,但他懂得两个字:教书。教书者,教人读书也。读书者,读经典也。


教书,他只做一件事情,断句。以前的《论语》没有标点,他给断句,断完句让孩子读,读完了背,背完一段再断句、再读、再背。


他这样教书,教出来了什么?三味书屋教出来过鲁迅,教出来过周作人,教出来过周建人。


PPT,寿先生会用吗?不会。他只是在私塾带孩子读经。记住,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一间破房子里一个老秀才,带孩子读经。读经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就在于,在一个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国家里,用经典教育的方式弥补了宗教教育这一块。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基础教育里,通过读经,学校教育与宗教教育功能合二为一。


中国人没有像西方家庭那样,外面有教堂,家里有《圣经》,但是,有《论语》。


儒家经典,就是中国人整体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全体国民的公共道德信仰基石所在。在私塾教育里,对儒家经典的阅读、背诵,相当于西方孩子读《圣经》。


只不过,我们的《论语》是在私塾里读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中国以前的传统社会,类似西方的宗教教育实际上是不缺的,没有问题。


除了儒家经典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生活里,还特别强调各种各样的礼仪,婚丧嫁娶,节气时令活动,种种民间礼仪的背后,也都承载着文化的价值。


所以,传统的教育,没有出现道德危机,没有出现人格危机。西方国民教育是两堂:学堂和教堂。


中国古代的国民教育是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每个村落都有学堂,每个家族都有祠堂,每个家庭都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是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

  

反观我们今天学校的教育,只是知识、技术教育,是升学教育。即使拿西方的学校教育来对应中国今天学校的知识、技术教育,升学教育,我们也比他们狭窄得多。


因为即使在西方学校的教育里,法律规定不能进行宗教教育,但在他们学校教育里,文化经典的阅读还是很大量的,教材也不像今天中国学校的教材那么肤浅,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落实程度也远远高于我们。


所以,即使从知识教育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做得比较好,更何况他们还有教室外的宗教教育这一块。我们没有。


近一个世纪来,中国废除了读经教育,废除了所谓的封建习俗,结果就是随处可见的,不讲礼仪,嘲笑教养,没有文化信仰,没有价值判断能力,不知好歹,不懂是非。


所以,仅仅去美国考察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即使他们的学校教育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也不够,我们不要忘记,他们除了学校教育之外,还有宗教教育。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国民缺少一种宗教信仰,就必须在教育上去补充。中国的传统教育,做到了。


当然,中国传统教育也有缺陷,比如缺少科学技术教育。中国古代本来不重视这些,是因为生活中这些东西不重要。


人类生活没有发展到近现代,现代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出现,所以,实际上古代西方的传统教育也并不以科学技术为主。


今天我们的教育里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这是今天的教育跟古代传统教育相比进步的地方,中小学里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自然等等科学知识课程。这是今天的优势。


但是,不能把古代传统教育的优势丢了。那是教育的根本所在。一个人,不会做一道数学题没有关系;一个人,不会做人不行。一个人,不会做数学题,固然拿不到分数,不会做人呢?哪一个重要?这是相比较而言。

 

活要活得像个人, 体面、尊严

 

教育的使命之一,是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很多教育者以为,教育是让孩子有知识的判断力,有事实的判断力,所以搞了那么多填空题,那么多选择题,全是知识题,全是事实题:比如,秦朝是哪一年建立的?下面几个选择,其中正确答案是公元前221年。


考的是什么?知识;选择的是什么?事实。但是能不能不这么考?能不能出个题让学生对秦朝做个价值判断?比如秦朝的政治好不好?秦朝的那套政治在今天还能不能宣扬,能不能搞?

 

这样的题,就不是一个知识的判断,而是价值的判断。价值判断,比知识判断更重要。教育当然要教学生知识,但教育更要让学生懂得做是非判断。


那么,什么叫价值观呢?这里我先不做那种很学院式的解释,先来看看一个叫雅斯贝斯的德国哲学家,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里,提出一个概念,叫“轴心时代”。


雅斯贝斯说的“轴心时代”,一个是时间区间,一个是空间区间。空间,是在北纬30度上下,北纬25度~北纬35度区间内;时间,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三百多年里。


在这个时间里,在这个纬度里,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及其背后的哲学,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同时发展起来了。在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这些人;在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这很有意思,雅斯贝斯提出的。

  

那么,在这个轴心时代,人类文明出现了一个什么重大的突破呢?这个突破体现在哪里呢?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就是发生了对人类终级关怀的觉醒。


什么叫终极关怀?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具体的关怀,关心下课后到哪里吃饭,关心年终考核发多少奖金,关心明年能不能评职称,都是具体的暂时的关怀。


终极关怀呢?是关心这个世界什么样,是关心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是关心自己的人格什么样,是关心自己的人格会变得什么样,这就叫终极关怀。


正是从那个轴心时代开始,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产生了宗教。宗教之产生,就源于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觉醒。

  

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是不是还对宗教抱有一种成见?我们都是从小受唯物主义教育的,对吧,总把宗教看成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基础之上。


是否虚构,暂且不论,留待将来证明。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那就是: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才有价值。


神话不是真的,神话讲太阳是个神,现在证明不是,但能说神话没有价值吗?价值,并不一定需要有一个事实的基础,有没有天堂和地狱,现在仍然无法证明,但是,能否定其价值吗?


天堂和地狱的预设,价值就在于:建立这样的彼岸世界,是为了给人类的道德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个屏障,是为了让人类在此岸世界活得像一个人,活得体面、尊严。


彼岸世界是真的还是假,即使不认为是真,也不能否认其对此岸世界的价值。

 

 所以,今天我们随随便便去否定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有过的伟大创造,包括宗教,是很浅薄的。


今人未必比古人更聪明。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这就是人类文明在那个“轴心时代”的重大突破。


那时,在中国、古希腊、以色列和古印度,同时取得了这个重大突破。德国的这个哲学家雅斯贝斯,后来又写一本书,叫《大哲学家》。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太多了,所以他在哲学家前加了个限定词,“大”,哲学家里最伟大的哲学家。


他列了多少位呢?15位。在15位里,他又单独列出4位。雅斯贝斯认为,这4位,是大哲学家中之“大”,这4位,是最最伟大的思想家,是人类思维范式的创造者。


人类思维能是今天这样子,就与这4位有关。哪4位?孔子、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这4位。


4位里,有两位是宗教创始人,耶稣、释迦牟尼;另外两位,是世俗哲学家,孔子和苏格拉底。

 

实际上,对轴心时代的研究并不一定要等到德国的雅斯贝斯。


在中国,汉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可以说是最早研究“轴心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对人类轴心时代四个区域(中国、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的中国,做了深入研究,将轴心时代之中国哲学思想,概括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



正是这六家,给后来的中国人构建了一个价值体系与道德基础。就如同现在我们会场用的电灯,源自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没有他的发明,我现在PPT上也什么都显示不出来。


那么,中国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就是我现在PPT上显示出来的这些,比如,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些是概念,但这些概念是什么?它们不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是事实。这些概念跟事实也无关。它们构成的,是我们中国人精神领域中的价值体系,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石。

 

科学家、发明家,是给人类建立生活中的物质基础。电灯,就是爱迪生的发明。思想家,是给人类建立人生中的价值基础。没有这样的价值基础,我们不能成为人。


一个人,没有道,没有德,没有仁,没有义,那还叫人吗?你说你不信,那我们可以做个实验,我能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你不仁不义?


我骂你不仁不义,你马上会跟我翻脸,我怎么不仁不义了?看起来,两人是在针锋相对,其实,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认可仁、义。没有这共同点,争吵都不存在。


这就证明两人之间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存在。我曾经在广州一次讲座完了以后,一下子围了五六个小孩上来,大的大概五六年级,小的一二年级,蹦蹦跳跳的。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个,你们知道孔子吗?知道。


挺好,都知道孔子。第二个,你们读过《论语》吗?没读过。我有点失望。但是问到第三个问题,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我问:你们长大了想做君子还是想做小人?所有的孩子一点都没有犹豫,都说:我们要做君子,才不做小人呢!


你看,当孩子都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也许,他将来未必做得成君子,但是他即使做不成君子,做了一个小人,他也不愿意让人说他不仁不义。不是吗?你明白吗,即使是坏人,坏人也不愿意你说他是坏人。这就是坏人心中也有一个价值标准在。有了这个标准,哪怕互相对立、针锋相对,人与人才有对话的基础。所以,人类生活没有一个价值基础,根本不可能组成一个社会。

 

这就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教育要讲这个价值。价值,需要的是认同。我曾经和教育界的一位名师一起吃饭。


我说,知识和价值不一样,知识是让人认知的,但是价值是让人认同的。他说,不对,在西方社会,学校里什么都可以讨论。


我说,讨论的目的还是最终走向认同,而不是最终走向否定。比如,做人要仁义,可以讨论,但是不能讨论到最后走向否定,变成做人就应该不仁不义。


基本的价值观,必须认同。不认同,人没法在社会上立足。


如果我现在公开宣布我就不仁不义了,你能把我怎么样,那你们马上就把我轰下去了。偷偷摸摸地不认同,鬼鬼祟祟地不认同,也可以,但就是不能公开宣称不认同。


所以,教育就是要让受教育者,让一代一代的民族的未来,认同基本的人类价值观。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没规矩?

 

但是,今天,我们的基础教育到底做得怎么样呢?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孩子们毕业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到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你问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是什么意思,德是什么意思,仁是什么意思,义是什么意思,礼智信是什么意思,他都答不上来,一窃不通,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从事教育的人的失职呢?孩子们高中一毕业,没办法了,因为他进大学学某类专业去了。


他都18岁了,成人了,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是不是很失败?我们老师都在干什么啊?我这样讲,不是把责任推给在座的诸位。


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可以不接受别人推来的责任,但是,我们自己应该意识到,既然从事教育这个事业,既然体制很难改变,我们仍然不能把体制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有做一点事情的空间的。

 

我有一点失望在于,每当我和老师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很多人是不屑一顾的,你给我讲这个有什么用啊?你讲什么讲啊,然后说这是体制的责任啊。


我想问:如果不首先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又如何改变体制呢?我刚才念了PPT上“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些概念,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使命的思考。


这些思考,变成人类文明的成果积淀下来;这些积淀,最后成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教育,就是要把这样的价值观赋予我们的后代,让全社会在这样的一个价值基础上文明地运作。这样,国家就有秩序了,人类就有文明了,民族就有尊严了。

 

中国现在很厉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很多人动不动就今天跟那个发狠,明天跟那个拼命,但是,我要问,在拼命之前,你有没有首先在道义上站得住脚?你了不了解现在国际上对中国人整体印象是什么样子的?评价极低:没有秩序,没有文明,没有信仰,没有规矩。


事实就这样。我看见有两个国际调研机构,调查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旅游者排名,其中一个得出结果是,中国排第一。


另外一个的调查结果是,中国排第二。那排第一的是谁呢?我告诉你,你可能会很高兴,是美国人。


但是下面还有让你不高兴的。这两个调研机构调查的最受欢迎的游客,结论一样,都是日本人,都是我们中国人最讨厌的日本人。


可是他们最受欢迎。看到这个调查结果,我真的是悲欣交集啊!为什么悲欣交集呢?日本人我这么讨厌他,他怎么还受欢迎呢?


这是悲。为什么又欣呢?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也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但日本人整体的文明素质,在全世界得到了认可。


而日本人,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影子啊,也就是说,日本人今天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完完全全是我们中国人更应该达到的,我们是有理由、有能力达到的。日本人,历史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曾经教化出了全世界最有文明素质的民族。


我曾经在微博上感慨,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是1921年,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多么落后啊,但罗素对中国人整体文明素质评价非常之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1921年的中国人。


再来看看中国的学者胡适。胡适14岁从老家安徽绩溪去上海,那时交通不发达,他沿着徽杭古道,走了七天七夜。


那是1904年,中国经济很落后吧,但胡适回忆说,那七天七夜,一路上走,他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没有受到任何侵扰,他觉得非常安全。


我再讲一件事,抗战期间,乱世吧?但是从北京寄一个包裹寄到广州,会花长一点时间,但是会收到。


那么个乱世,不说广州大城市,就是寄个包裹寄到湖南一个乡下,也能收到。为什么?因为那时的人做事有规矩。


孔子讲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只要人民有一个文明的秩序在,国家乱了,人有规矩。人有规矩了,你把东西交给我,你就放心,因为我有规矩,会照规矩来做。

 

与西方宗教教化不同,中国人是通过世俗的教化,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变成了世界最文明的民族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奇迹。


然后,我们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让全世界最文明的民族变成了世界上最不文明的民族,这也是一个奇迹。


关键问题出在哪里?教育。所以在座的诸位,我们都是同行,我希望大家都来反思一下。


有时候,大家需要务实。有时候,大家来务个虚,好不好?教育,是一个有理想的事业,做老师,眼睛要看得远一点。


不要老想着我这个班平均分数95.3分,他那个班平均分数95.2,我比他高0.1分,我下一步要怎么怎么样保持,然后超过更高分的。不要老看这个。做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一点理想。

 

什么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我们讲素质教育,讲了很多年。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讲素质教育。当时是想减轻学生负担,提升学生素质,而不仅仅看一个考试卷上的成绩。


素质教育提倡到今天,怎么样?不得不承认,基本失败。理念深入人心,实际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什么是素质教育,没有搞明白。所以,需要先做否定,搞明白错在哪里。

 

我认为:

 

第一,素质不是技能的叠加。很多人以为技能多了,素质就高了。不对。你的孩子会书法,那我的孩子除了书法之外还会弹琴,你的孩子又会书法又会弹琴,那我的孩子除了书法弹琴之外还会跳舞,多一个技能,似乎素质高一点。本来想减轻学生负担提倡素质教育,结果学生负担更重。到双休日,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班,你报两个我就报三个,你报三个我就报四个。现在我要斩钉截铁地告诉家长,错了!多一两项技能,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孩子素质比别人高。这是第一。

 

第二,素质不是知识的叠加。知识多了,有助于提高素质。但是知识多不一定素质高。百度知识最多,百度素质高吗?相反,琐碎的知识会让人变得很无聊,很猥琐。我曾经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警惕知识”。


实际上,我这观点一点都不新。先前,孔子的学生子夏就对知识的琐碎提出过警告:“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后来庄子又提出过警告:“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说,知识无限而人生有限,如果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你就废了。

 

这是先否定,什么不是素质。否定之后,再做肯定,那么,什么是素质呢?我试图自己回答,回答不出来。但是我找到了答案。答案就在孔子那里。素质应该是什么?是孔子说的“兴观群怨”。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字。

 

兴,就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情怀,有理想,有志向,有性情,有温度,让人感觉到温暖,让人感染到热情。他有他的精神,他有他的理想,这叫兴;

 

观,就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有洞察力,有判断力,知道是非、善恶和美丑。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懂好歹。大到能够判断世界大势的方向。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你首先得要判断出世界大势的走向吧,你把世界大势走向判断错了,就可能是逆之者亡了。再下来,你对国家、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能够判断是什么样子。


常有人问我,《论语》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我说,《论语》讲的是三个问题: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什么是理想的政治?什么是理想的人?有了这三个标准,你就能判断了: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作为一个社会人,你知道怎么通过自身努力,促使社会朝哪一个方向去发展。如果你要做个政治家,就知道政治应该往哪一个方向改革。


不是政治家,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那些政治家。或者,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后,知道把自己一票投给哪一位政治家。


又或者,国家有一个重大决策,是该赞成还是该反对,你能够判断。不能判断,你手上有票,投票也出乱子。所以西方教育重视公民教育,重视宗教教育,重视价值观教育。


这些教育的基本任务,都是让人们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观,就是判断能力。

 

群是什么?一个人,要有对群体的担当精神,要有责任感。无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人类的导师,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是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一个人,一定要意识到对群体的责任。


人,不是个孤独的存在。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要合群。做一个单位领导,也要懂得协调集体,协群,协力。

 

怨,是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如果,我们的孩子这样从校园里走出去,有情怀,有判断力,有责任感,又有独立思考批判精神,那么,我们的社会不会是今天这样子吧?这比他多会两种技能、多答对两道题,重要得多吧?!

 


素质教育,要给孩子安顿好一颗心

 

能兴、能观、能群、能怨,这才是有素质。古人早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搞这么多年,从上世纪90年代讲素质,讲到现在什么是素质还没搞清楚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传统丢了,老想自己另搞一套。那么多搞教育的,天天探讨什么叫素质,没有一个结论,没有一个人的观点可以得到大家的公认。


为什么不能去古人那里看一看呢?孔子的回答,不比现在哪个专家更有权威性?在座诸位想一想,一个人做到了“兴观群怨”,他是不是素质很高?

 

这是孔子的回答,答案之一。答案之二,是孟子的回答。孔子讲“兴观群怨”,四个字。


孟子讲四个“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如果今天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没有这“四心”,他从学校毕业了,毕业证上盖了章了,但是,孟子在天上看着,他都会告诉我们:你们教出来的,非人也!

 

恻隐之心是什么?爱心,同情心;羞恶之心呢,是人要有羞耻之心,做了坏事能感觉到丑,如果不知丑,就是无耻。一个人都无耻了,还能再怎么骂他呢?没法骂了,他都无耻了,你骂他不是白骂嘛,所以孟子说,“无耻之耻,无耻矣”,没有比无耻更无耻的了,骂无耻之人,只能再骂无耻。


辞让之心,人总要辞让,现在老讲竞争,但是这个世界不全是竞争关系啊,这个世界要合作,要适度地让渡,做生意,也不是利益都归我,需要让渡、辞让。


是非之心,是判断是非的能力,这个刚才讲过了。我们假设一下,有两个孩子,一个会弹琴、会跳舞、会下围棋,还会书法,会四样,另外一个有恻隐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有是非之心,有“四心”,哪一个真有素质?不用说吧?所以,什么是素质?古人早说了,只是我们不读书。


所以我说,我没有提出新东西,我只是把老东西翻出来让大家看了看。

 

素质教育,是要教给孩子孔子的四个字,“兴观群怨”,孟子的“四心”,有意识地给予引导。人的教育,是让人成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有这素质,才是个人;没有,是野蛮人,会多少技能、有多少知识,也是野蛮人。


一部《论语》抵得上十万大军

 

教育的使命,是培养人的价值观。教育的另一个使命,是培养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观。


一个民族,一定要有共同的价值观。有一次,上海电视台一个主持人问我: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好人,可是我们去接受美国式教育,信基督教读《圣经》不也可以成为好人吗?我说,回答正确。


你到美国去接受《圣经》的教育,也会成为好人。问题是,你通过孔子、孟子的教育成为好人,是中国式的好人,认可的是中国文化;


你通过《圣经》的教育成为好人,你是西方式的好人,认可的是西方文化。做好人没有问题了,但是民族没有了,民族的认同感没有了。当然,信教总比不信教好。


但是,一个民族,一定要有民族意识。民族要凝聚起来,不能人心散了。所以教育不仅要让人成为人,教育还要让一群人通过文化认同,凝聚为一个民族。

 

就个人的价值观培养来说,确实是用中国文化也行,用古希腊文化也行,用基督教文化也行,用伊斯兰教文化也行,但是从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培养来说,必须选择本民族的文化。


云南靠近越南那个地方有个建水县,建水县有个据说是中国第二大的文庙,那年祭孔他们请我去做讲座,我说,在中国西南边陲,过去有这么一座文庙抵得上十万大军。


为什么?因为有孔子,有《论语》。在那样的边陲之地,只要孩子们读书,翻开的课本是《论语》,张口读出的是“子曰”,主流文化认同的就是孔子。


因此,虽然它离越南近,离北京远,但是只要孔子在他们心中,他们就只会认同北京,而不会认同越南。

  

我有一个基本观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幅员这么辽阔,人口这么众多,还有56个民族,几千年没有分裂,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们有过“分久”,但是最终必合。合久必分,合久了要分,那是因为政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但是,分久后为什么又必合呢,原因就在于有文化的认同感。维护中国几千年的统一,最重要的力量,不是朝廷,不是体制,不是军队,最重要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过去遍布中国乡村的那些老秀才们。 

 

这些老秀才,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老师。他们或者在云南,或者在新疆,或者在青海,或者在东北的哈尔滨,他们拿着一本《论语》在私塾里教弟子,教着、教着,就把弟子们的心教成了中国心了。


当人人有了一颗中国心的时候,中国再分久,也分不掉了,所以我说,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最大的力量,是中国历代那些遍布乡村的、看起来很寒酸的可能衣衫都不整的老秀才们。


同样,现在,老秀才们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我们今天看起来穿得要比他们体面得多,我们是光荣的人民教师,我们还被纳入体制了。古代的老秀才,都是体制以外的。这个接力棒,我们接得过来吗?

  

经典教育第一重收获:知识体系

 

说到底,伟大的力量,来自文化经典的价值。人的素质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必经之路在于文化经典。老秀才们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拿一本西瓜大、芝麻小的教材肯定不行,只有拿一本《论语》才行。


因为,《论语》是经典,是元典。元者何?始者也,经典中的“源代码”。一本《论语》,只有五百多则,不到一万六千字,却包含三个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文化体系。

 

举《论语》第一篇为例。第一篇只有16则,多少个字?标点符号去掉,500多个字。各位老师知道这五百多个字,一个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孩子背下来要花多长时间吗?五节课。


一节课40分钟,五节课200分钟,就能背下来,再回家复习一下,早上再读一读,全背下来了。


只要这么一点时间。我不是掐指一算,是我亲自做过。我现在做浦江学堂,纯公益的,带二年级以上的孩子读《论语》,一分钱不收,连教材都是免费发,也接着这么做,孩子们学起来特别有兴趣。用五节课,200分钟背掉这500多字,会得到什么?

 

先说知识体系,孩子们能学到很多历史知识——夏商周三朝文化史,还有历史人物——有子、曾子、子贡、子夏……这些人,凡是中国古代读书人都对他们耳熟能详,像自己朋友一样熟悉,比活着的人还要生动。


还能了解很多历史名称的含义——什么叫邦,什么叫国,什么叫君。还有礼仪知识——古人名与字的区别在哪里,长辈和老师称呼学生和晚辈,才能直呼其名,而平辈之间,都称字。孩子们还能学到很多语言知识。

 

《论语》由于其思想内容往往是对生活经验和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与深刻体验,再加上其语言的精粹生动,不少都成为汉语中的“成语”,有些句子由于较长不能成为四字成语,但也为人们经常引用。例如《论语?学而篇》中,成语被我们经常引用就有:

 

巧言令色。三省吾身。言而有信。慎终追远。和为贵。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贫而无谄。


富而无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本立道生。使民以时。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敏于事而慎于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你看,短短16则500多字,其中包含着如此丰富的人生哲理、为人处世之道、人伦道德规范,是我们可以长期反复地使用的,是能成为我们观察世界、思考人生、判断是非的价值起点的;


你们看这里有多么高的文化含量?这就是经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经典、背经典、用经典!

 

如果我们把学习看成是储备知识,当然希望储备的是硬通货――不容易贬值的;在以后的工作和继续学习中能作为研究的基础的。什么样的文本能有这样的功能与价值?――当然是经典!

 

你看,500多字,这么多的知识含量。对比一下今天小学语文课文鸡鸭兔子猴子,就知道我们浪费了孩子多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

 

经典教育第二、三重收获:懂价值,有文化

 

再说价值体系。《论语》“学而篇”500多个字里,那些成语都涉及到我们如何要做一个好人,应该有心胸,应该有气质,应该有道德,应该有修养,应该有价值判断力,里面也包括做人的很多处事原则,比如:

 

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本立道生。使民以时。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敏于事而慎于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还涉及到什么是好的政治、好的社会,比如:和为贵。孩子们学了很多知识之外,价值观的培养也有了。

 

除了价值体系之外,还有文化体系,通过获得这样的价值观,孩子们会认同中国文化。


作为个人,一个人有没有文化认同,直接关系到他有没有精神的归属。作为一个民族,关系到他有没有凝聚力,有没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识别性的文明符号。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基本气质是什么?原来特征很明显,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见面打躬作揖,谦恭有礼。这就是中国人的气质,文雅、儒雅。


 

哪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气质呢?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气质,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气质,法国人有法国人的气质,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气质,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气质,韩国人有韩国人的气质。


全世界只要是有文化、有历史的民族,都有本民族的非常明显的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气质,这是传统文化养成的。原来中国人这个文化气质最为明显。今天呢?


人们常说,日本人谦恭;韩国人强悍;美国人大度、开放、天真;英国人绅士;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请问,今天中国人呢?是什么气质?找不到了。今天中国人没气质了。为什么?几代人没文化了。没文化,怎么有气质呢?


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不把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但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大发展了,学校的教材却严重缺乏文化含量?


诸位可以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事实?老师很辛苦地教了,孩子们很辛苦地背了,西瓜大、芝麻小,背完后,他最终留下了什么?南怀瑾先生曾经说,我们以前读的书,小学读的一辈子都有用,今天小学读到初中就没用了,初中读到高中就没用了。


我说南怀瑾先生你可能讲错了,现在小学一年级读的,到小学二年级就没用了,除了认得几个字。


小白兔啊,跳三跳啊,跳八跳也没用啊,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的教材搞小白兔啊跳三跳,猴子尾巴长啊兔子尾巴短,老师们,这不是你们的责任,我不是批评你们,我是说我们的教育教这些干什么?是哪一帮人把这个东西编到教材里面去的?

 

我的“教育四原理”

 

我下面谈的,是教育的四个基本原理,这是我做小学教学实践总结出来的,给大家分享,看讲得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可以不听。

 

第一个,起点原理。现在小学教材为什么编成了这样,就源于对起点的认知。我的观点是,学习的起点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线段。固定一个点,则必须从这一个点开始,而一个线段,可以从这个线段的任何一个点开始。


那么,最好的起点,不是从最低点开始,而应该从最高点开始。所以在这个区段里面,区点越高,起点就越高。孩子的智力和接受力、理解力,是一个域,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


注意,孩子的智力和接受力、理解力是一个域,而不是一个点,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


现行的小学教材,过低估计孩子的学习能力,把起点定在区段中较低的点上。


如此,不仅浪费学生时间,教师水平也得不到提高,天天教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教十年,老师能提高水平吗?


以前老秀才为什么受人尊敬,他天天子曰子曰,普通老百姓不懂,现在,你天天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谁都懂,凭什么让人尊敬你?他就不尊敬你。


所以现在教材一个最大的问题,不仅把孩子教坏了,老师也会迅速平庸化。好教师与差教师一样,无法显示自身水平的差异。


但一本《论语》,交给一个好教师或交给一个差教师,效果肯定不一样;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什么老师教,效果都一样。  

 

假设大家从下学期开始教《论语》,第一次教可能有点吃力。我告诉大家,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老师,至少大学中文系毕业,教《论语》有教材,有注释,有翻译,一开始不要求做过多阐释,主要是给学生做基本的解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断地去学习是快乐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来了很快乐,讲到这一步就够了。然后带着孩子更多地读下去、背下去就可以了。


教三轮下来,《论语》就很熟悉了,就全会背了,你的水平难道会没有提升?十年教下来,在座的诸位,你们全部是《论语》专家啊!(掌声)我曾经说,做专家是最容易的,长期做一件事情,反复做一件事情,做到最后就是专家了。这是我总结的起点原理。

 

第二个,堆垒原理。堆垒原理是什么?越是始者,越是基础;越是基础,越要质量。


小学阶段的学习就是始者,这个阶段的学习内容,文化含量的高低,关系着后来整座大厦的质量。


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教育恰恰弄反了。在开始阶段,在孩子记忆力最强、记忆效果最佳的时间段,在塑造孩子个性、人格最有效的时间段,在他们为未来夯实基础的时间段,我们让他们学的、背的却是几乎没有文化含量的东西。


古人学习从“四书五经”开始,就是因为里面有极高、极纯的文化含量。为什么我做浦江学堂教《论语》,一定要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为什么不从初中开始?


因为,到初中再去教,那个阶段,孩子开始处在叛逆期,一个基本特征是自以为是,心理学上叫逆反。那个时候你教他,他不信,他老以为自己是对的。要克服他的逆反心理,让他背《论语》,很难。


但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有一个特别可爱的特点,在座的老师肯定也都注意到了,就是他们特别愿意相信老师,相信家长,家长说好就说好,老师说好就说好,就像童年的味蕾不够发达,品尝味道的能力比较差,你说好吃他就吃了,如果家长无意中说出一句这个菜不好吃,他就不吃了。


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特点,所以在小学二三年级教《论语》是最好的。你每次跟他说,同学们,我们看看谁背得最好?看看谁背得最快?他就全部跟着你来了,像小树苗一样,齐刷刷的,很容易就把他育直了。

 

2001年我在青海做暑期《论语》教学实验班,30多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坐在我的右手第一排,个子很高,一个小女孩,可能智商有点低,别的孩子全部都能背了,她永远背不好。



我很和颜悦色地跟她说,下次你就别来了,你上其他班去吧。小女孩放声大哭,劝都劝不住。我问她,你为什么哭?她不说话。


我说你是不是还想来?她不哭了,说:我还想来,我就是想来。现在研究孩子的教育心理,常常片面地强调孩子在这个年龄段的认知水平低,但是忘记了一点,教育心理学上最重要的一点:孩子,是喜欢穿大人鞋的。搞教育不懂心理学肯定不行。

 

第三个,爬坡原理。学习如同爬坡,在孩子学习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坡度越大上升越快。


学习,一定要有难度,一定要有坡度。教育,要让学生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要让学生的心智不断趋于成熟。


所以要在教材中迅速撑大学生的智力空间,使其智力的展开有逐级而上的台阶,学习上有适量的吃力感。当他克服了这些,他才会有成就感。


成就感,来自于对困难的克服。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理想,尤其是低年级教材,往往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除了生词量的增加和文字篇幅略微加长之外,在心智与认知水平上几乎没有台阶可上。

 

100分好还是考80分好?

 

最后一个,80分原理。就教学而言,让学生考100分好,还是考80分好?我说考80分好。假如编教材的人依据两种不同的理念编两种教材,一种是编出来让学生考100分的,还有一种是就定位学生考80分的,那么哪一种教材好?定位于考80分的那种好。


为什么?在座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师,肯定知道,100个字要求学生会读会写,要求考100分,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反复抄写生字,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得100分。好,现在我们换一种思路,200个字,要求学生会读会写,但只要求考80分,花同样的时间抄写,可以不为写错别字挨罚,结果呢,他如果得80分,意味着他掌握了160个字,得70分,掌握140个字,得60分,掌握120个字,即使他得50分不及格,他也掌握了100个字,效果和考100分是不是一样的?


为什么现在的小学生被搞得那么痛苦,一个字不会写,老师罚他写50遍,就是因为定位为考100分,到最后把孩子折腾得要死,老师也累得要死,家长也疲惫不堪。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让一个考50分的成绩提高到80分,和让一个已经达到80分的提高到100分,哪个容易?


提高到80分容易。由50分提到60分就更容易了。由50分提到60分,他认了多少个字啊?120个字,比考100分还超了20%,所以,完全不应该要求学生考满分,而是应该增加教材的容量,尤其是增加一些高文化含量的内容。现行的教材难以变动,老师们也没办法,学校应该考虑自行增加课外阅读量,特别是传统文化元典,同时降低对学生考试的分数的要求。


看起来学生分数是考得低了,但是实际上,学生的学习所得增加了。所以我说,今天的考试成绩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学生实际掌握知识的水平。那么,讲到这儿,下面我要谈好的基础教材,应该符合哪几个基本条件?

 

我心目中好的语文教材

 

这仅是我自己的观点。在座的诸位估计都没有权力编教材,我也没有。我不知道中国的教材是谁编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依据什么来编教材。但是,有一点应该想明白,我们为达成什么教育目标来编教材的?

 

首先,考虑到中国的教育现状,是在没有宗教教育基础上的教育,所以好的语文教材,首先必须体现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培养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传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理由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二,好的语文教材,还必须是最经典的汉语文字,此培养纯正、良好的语感,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造力。


现在,对文字、文学的美丑、好坏的鉴别力没有了。就像现在的中国画市场,看画的人、买画的人分辨不出画的好坏,画得好的他说画得不好,画得差的反而被高价买走了。文学也是这样,比如现在的大学生分不清《红楼梦》的语言和琼瑶小说语言的区别,他觉得琼瑶的语言是最好的。


所以到处流行酸溜溜的小资文字,打开微博也是,打开微信也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文字。汉语非常典雅,非常高贵,非常美,可是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典雅,不知道什么是高贵,也无法鉴赏汉语的美。



《红楼梦》也不读,不懂,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教材上,你没有教他最经典的好文字,他就喜欢去看琼瑶,去看汪国真,去看郭小四。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啊,结果一个民族的语言鉴赏力就这么低。再加上市场因素,什么文字吸引读者,作者就怎么写,卖得也多。


教育水平的降低,导致汉语水平的降低,导致汉语品格的降低。汉语的品格都降低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啊?因此,好的语文教材,一定要选最经典的一流作家的文字。

 

第三,总量要适中,不能太多了。传统经典太多,怎么读。总量适中,保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最好在义务教育的9年之内,就能实现上述两个目标。


如果9年达不到,12年应该实现上述目标,让受基本教育的人都能受到相应的教育,获得相应的素质。


所以总量适中,也很重要。具体来说,传统的“四书”正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大学》1700多个字,《中庸》3500多个字,《论语》16000多个字,《孟子》34000多个字,合计下来50000字多一点。


上海学制,是小学五年,加一年预备班,也是六年。我现在在溥江学堂,用的是业余时间,在每周的双休日开半天课,暑假上一个月,三年时间,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二、三、四,到小学四年级,就可以让孩子们全背完“四书”。


他们在学校上学是他们的事,我只利用这些时间。我不做选读,不选背,一个字都不少,全部背掉,必须是全本。只用三年时间。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能背诵全本“四本”,他的认知能力,他的心智发育,是在什么水准上吗?可是,你看看现在小学六年学制,教了那么多语文课后,孩子们的认知、心智在什么水平上?这么简简单单的事实,全社会视而不见。

 

现在有很多人,包括老师、家长,都动不动就拿要考虑孩子的兴趣来拒绝改变。我曾经到一个学校去讲座,负责组织的一个老师说,鲍老师你讲这个挺好,可是孩子不感兴趣。


我说,第一,你怎么知道孩子不感兴趣?你做过吗?我可是做过的。第二,孩子如果不感兴趣,老师是干什么的?老师的一个义务,就是培养孩子的正当兴趣,而不是一味顺从孩子的兴趣。一味顺从孩子的兴趣,孩子最感兴趣的是门口的游戏机房。当老师能这么想问题吗?孩子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你就不教吗?他对数学不感兴趣呢,你教不教?

 

因为他们喜欢,所以好,这个逻辑关系可以成立吗?曹文轩有一篇文章我很认同,题目是《读者是谁》。他说,“古代并没有儿童文学,但儿童们并没有因为没有儿童文学而导致精神和肉体发育不良。


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没有读过安徒生,但无论从人格还是心理方面看,都是健康的、健全的。鲁迅时代,已经有了儿童文学”,但童年鲁迅只用童谣相伴,也没有影响鲁迅成为一个伟人。


谁说儿童必须读儿童文学?儿童成为儿童文学的读者,到底是因为文学顺应了他们的天性,还是这种文学培养和塑造的结果?写《夏洛的网》的美国作家E·B·怀特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任何东西,孩子都可以拿来玩。


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的”,儿童甚至厌恶蹲下来与他们说话的人,他们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大人的面孔。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很好的比喻:孩子喜欢穿大人的鞋。

 

儿童的天性之一,就是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一味拿顺从天性说事,教他们“西瓜大,芝麻小”,“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能提升孩子们的灵魂,点亮孩子们的精神之光吗?这样的书一旦合上,就像熄灭的火,一切归于黯然。

  

中外不一样的高考题的差别


书是有等级的。书也是有血统的。不论有人喜欢也好,有人不喜欢也好,中国文化经典如“四书”、鲁迅的书,《红楼梦》,都是具有高贵血统的书,是最高级的书,是给人打精神底色的。



我的本意,不是说琼瑶不可以读,也不是说郭小四不可以读,有了那个精神的底色,你随便读,什么都可以读一读。但现在是,本末倒置。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误区。我们亟需用打精神底色的有高贵血统的书来指引孩子们。


我们必须懂得,这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有关,也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有关。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我们欣赏绘画的水平只停留在老年大学的水平,怎么能指望在世界艺术殿堂里有自己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来做认知能力和成熟度的一个比较。同是中学生,中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中学生,做个比较。


先看前几年法国的高考题,举几个例子。文学科作文考题,题目是这样的:

 

一,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思想桎梏的解脱?

 

二,艺术品是否与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

 

三,解释亚里斯多德在《尼格马科论伦理》中有关“责任”的论述。

 

这就是法国中学生的高考作文题。再来看三道题:

 

一,欲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较有什么意义?

 

三,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关于“正义”的论述。

 

上述第三道题,都涉及经典著作,休谟、亚里斯多德,都是哲学大家啊。考题都出自哲学大家的著作,大家可以比较,法国中学生平时读的是什么书,中国中学生平时读的是什么书。再看他们理科的作文考题:

 

一,期盼得到不可能的事情是否荒谬?

 

二,是否存在任何科学都无法解释的问题?

 

三,评价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关鼓励民众参与民主的

   

一段文字,下面给出这段文字让考生去评价。

  

这就是法国中学生在高考时,要做的作文。不论什么科目,全都这样充满哲学思辨。

  

有些老师可能觉得这些题目我怎么没看懂。为什么看半天你没看懂?因为我们天天在教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教材决定的。换一个教材就看得懂了。西瓜大芝麻小的教材害了孩子,也害了老师。

 

再看美国的高考试题。基本要求是,仔细思考以下提出的问题,并选择其中的一个议题写一篇文章,阐述观点,通过推理和例证支持你的观点,例证取自你的阅读学习、亲身经历或者是对周围的观察。好,题目如下,

 

第一个:人们认为,每项成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将他们引向问题的最终解决,并帮助人们更了解自己或周遭的世界,但是在现实中,每一个新答案的产生,都会引发新的问题,每一个新的发现,都会展露出更深层、更复杂的状况,每一个成就都通向更深层的问题、更忠的责任、更复杂的状况以及全新的挑战。问:是否每项成就都带来新的挑战?

 

第二个:无论在生活中哪个层面,忠诚都是人们鼓励和赞赏的一种美德,因此我们向我们的家庭、团队、学校和我们的国家献出忠诚。但是很多时候,忠诚是盲目的,借着不自觉的与一个群体认同,将其价值观当成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就不必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了。问:认同某个群体的价值观,是否会让人们不必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

 

你看这类题目,全是思考大问题的。这些题目太多,不再例举了。做这样的题目,学生需要什么?首先,需要一个合乎于逻辑的思维能力;其次,需要读很多的书,而且是层次很高的书,读过相关思想家的著作,不然连概念都搞不清,概念不清,根本无法展开论。


再次呢,心智与认知能力,一定要在一个相当的层次上,才能探讨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具体某一个技术性的小问题,不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是社会学问题,是政治学问题,是伦理学问题。

 

从法国、美国高考题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中学生是在一个什么层次上读书、思考。反观我们中国的高考作文题,什么“时间在流失”,什么“孩子在成长”,什么“回到原点”,不好意思再讲了,用一点点小感受加一些华丽的文字就可以凑成一篇高分作文。


为什么有些人的所谓演讲,那么受欢迎?因为那些演讲拿来转成文字,就是最好的中国高考作文,用一两个例子,罗列华丽的词藻,一大堆的排比句,最后加一个很矫情的升华,高分就拿到了。


这种文风,怎么可能深入事物的本质,真正去探讨和研究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地形成学生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不可能去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


一个民族,长期在这样的文风之下,永远也不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和自己周遭的世界。


所以,不要把教育看成是为了学生考试得一个好成绩,看成是小学教育为了升一个好初中,初中教育为了升一个好高中,高中教育为了升一个好大学。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

 

何时再出大师?

 

童年鲁迅在浙江绍兴、童年胡适在安徽绩溪、童年巴金在四川成都、童年钱钟书在江苏无锡、童年钱穆也在江苏无锡,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从入私塾读“四书”开始的。


这就是大师的起步,大师之始。《南方日报》采访时问我,中国现在有没有大师?我说没有。


再问,什么时候可以再出大师?我说,基础教材不改变,中国永远不可能再出大师了。1917年,在北大,曾经有一群这样的教授,梁漱溟,25岁;刘半农,27岁;胡适,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徐悲鸿,23岁;校长蔡元培最大,50岁。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是啃老一族,那个时代过去了。


今天,还用再多说大师问题吗?

 

是的,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再以培养大师为目标了。但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彻底阻断了大师出现的可能,这种教育是可怕的。一个民族,不可能人人都是大师,但是,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大师。


从1949年到今天,快70年了吧,放眼看去,出过几个大师?已有的大师,都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钱钟书先生一去世,中国就再没有大师了。

 

现代的基础教育不以培养大师为目标;但是,如果基础教育彻底断绝了大师出现的可能性,这种教育是可怕的。因为这种教育会使一个民族成为侏儒之群。

 

现代的基础教育不以培养精英为旨归,但是,如果基础教育不能为精英的成长奠定文化基础,这种教育是可悲的。因为这种教育会使一个民族成为奴隶之邦。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杰出的个人为培养目标,但是,假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掐灭了受教育者“成就杰出”的理想,这样的教育是残忍的,因为它使一个民族沦为平庸之辈。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道德人格为全部,但是,假如教育没有了道德人格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培训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人格,这样的教育是下流的,因为它使一个民族成为小人之薮。

*图片来自网络



推荐阅读






推荐书目






推荐关注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鲍鹏山

类似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