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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与帝王学


本篇是上海书评与小宝(原名叫何平,不知跟何新有没有关系)对帝王学与王闿运的对谈。

 

上海书评:“帝王学”说起来多少有点玄,按照通常的理解,无非是在乱世之中寻找“非常之人”,助其成就帝王之业。王闿运一生经历了肃顺、曾国藩、袁世凯等“非常之人”,其间也不无拥立之意,这就是他的“帝王学”么?

 

小宝:王闿运在很多学问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比如说诗歌,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就将他视为托塔天王晁盖——旧学的领袖;再比如史学,他写过《湘军志》,但王闿运平生最看重的学问是帝王学。听到帝王学,也许很多人会联想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君主论》是从人性的负面出发讲政治权术的,王闿运的帝王学和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关系。

 

有三副对联可以概括王闿运这一生,第一副是他的同乡吴熙写的:“文章不能与气数相争,时际末流,大名高寿皆为累;人物总看轻唐宋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第二副对联是他的学生杨度写的:“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第三副是王闿运自己写的:“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第一副对联是对他一生的概括,评价极高,连他的失败都是因为“文章不能与气数相争”。第二副是杨度对其帝王学的评价,杨度一直自认为王闿运帝王学的传人,他后来为袁世凯称帝奔走也是概因如此;第三副对联是王闿运自己对帝王学的概括,上联写他的理论建树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下联写他政治生涯的不如意。

 

王闿运的帝王学主要就是“通经致用”之学,改造经学,把经学运用于当下的政治。具体来说,王闿运讲帝王学是在乱世中拨乱反正。一开始讲“乱世”,后来他觉得这个说法形容他那个时代可能太严重,改为“浊世”,浊世不危乱,尚处在和平安定时期,还可以问点你幸福不幸福这样的问题,但人心困闭于大道,整个社会跟道义是隔绝的。王闿运的帝王学一是要在乱世中拨乱反正,二是要在浊世中求昌明大道,要用王道把社会变成“治世”。


王闿运的帝王学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推一个人帮助他做皇帝,当然也有“致君尧舜”的意思,不是刘伯温这样的,也不是马基雅维利。如你所讲,他和政治人物当然要发生关系,帝王学要行天下,要得人,一定要跟合适的权势人物合作。肃顺和曾国藩是他欣赏的人,其中跟肃顺合作的机会最大。

 

王闿运第一次进京时,肃顺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又极有政治抱负,延揽天下英雄,一看到王闿运就十分投机,还想做结拜兄弟。王闿运对于他和肃顺的关系很高调,他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写信用柳宗元受累于“党争”的例子劝诫他不要太热衷于与肃顺的关系,王闿运听取朋友的意见拒绝了肃顺结拜的好意,但依然十分看重肃顺。如果肃顺掌权,王闿运得到重用的可能性极大。


曾国藩是王闿运寄望最深的。曾国藩是一代理学名臣,为人严谨,他对王闿运并不十分热络,对他的话也只是姑且听之,最后两人只做成了学问上的朋友而已,没有交恶,也没有很亲近。他给曾国藩写过很多很好的条陈,曾国藩一般是束之高阁。


至于袁世凯,王闿运根本是看不上的。袁称帝时,王已经八十多岁了,去做那个国史馆馆长纯粹是去玩玩而已。王闿运的经学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老庄,一般研究经学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是“子部”的事呀,不属于“经部”。他把老庄和司马迁放在一起,认为这是读经学的入门阶梯。杨度在对联中说王闿运“逍遥通世法”,就是说的这个,反映到王闿运与袁世凯这些政治人物关系上面,就是他不明目张胆地做“反对派”,但他却在玩弄袁世凯。

 

他的帝王学不是要让一个人成为皇帝,而是要实行王道,他希望被这些权势人物任用,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他们推行自己的理想王道。实际上,喜欢老庄的王闿运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讲“用世”的人,他跟政治人物的关系是“不即不离、若即若离、亦即亦离”,你别指望他做一个像黑社会军师那样的人物。


上海书评:您是说,王闿运其实对仕途的兴趣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小宝:王闿运和权势之间是互相为用的关系。他点评过晚清的这些大臣,他讲胡林翼是“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国藩是“能收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宗棠“能访人才,但不能容人才”;丁宝桢“能知人才,不能任人才”。他讲的这些人已经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人物了,但都不能得人才之用。所以他的遇合问题不一定是他个人的不幸,可能还是清朝的不幸。他的理想不是出将入相,他的理想是帝王学能够被重用,能大兴天下,如果没有用,就是退而作育人才,这方面王闿运是非常成功的。


他的学生都是些非常厉害的人物,比如四川尊经书院的廖平,是经学史上很出色的人,经学被他一讲像郭德纲的相声一样。廖平的学生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源头可追溯到廖平和王闿运。杨度也是一个大才子,他就是想推行王闿运的帝王学。王闿运门下的三匠也很了不得,木匠齐白石、铁匠张正旸、铜匠曾绍吉。恭亲王的孙子大画家溥心畬在马鞍山学画时,诗是跟海印和尚学的,这个海印和尚也是王闿运的弟子,当了溥心畬的老师。王闿运的学生都对他很佩服,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看到的。有这么多的高人喜欢他的东西,一定是有道理的,后人不研究他的东西真的是后人的智慧不够。


上海书评:“帝王学”这门学问算是王闿运独创,但历史上还有一个“帝王术”的说法,如苏秦、张仪这些纵横家,商鞅、李斯、韩非这些法家,都算是个中高手。王闿运的帝王学和这些人有什么不同,他好像对时人称他为“纵横家”颇为不满?


小宝:他跟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纵横家的目的是成就国君的霸业,虽然品流有高低,但并不讲究大道,主要是用自己的政治权术,所以是“有术无道”。王闿运追求的是以王道治天下,以道为主,“道术并用”,他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个纵横家。但王闿运也没有完全排斥“纵横家”的行为模式,他在对联中也说自己“纵横计不就”,你看他也是颠沛流离,从这个政治人物走向那个政治人物。


上海书评:王闿运的帝王学思想资源来自何处?比如我们知道儒家也有“内圣外王”一说,但王闿运又有“尧、舜、孔子可以为师,杨、墨百家可以为友”的说法,他的帝王学似乎是主张“百花齐放”的,对后世的儒家也颇为不屑?您之前也说到了,王闿运是经学大师。


小宝:现在到处都在讲国学大师,周汝昌、季羡林都是国学大师,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国学分经史子集,核心是经部,如果不懂经学是不能称为国学大师的。我们看了太多不读经学,不懂经学,而妄谈孔子、妄谈儒家的“国学大师”。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严格来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的马一浮是最后一个,他是研究经学的,连陈寅恪也不算是国学大师,他是史学大师,他也不研究经学。


王闿运对宋明理学和汉学都是不以为然的。宋明理学说到底是伦理学,是向全民推广的道德学,像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全民道德学是王闿运极其不赞同的一点。


而汉学直到清朝朴学这些东西,王闿运觉得考据跟大义是没有关系的,考据只是技术上的工作。王闿运治经学重大义,碰到一时看不懂的东西就跳过,这就好比《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练乾坤大挪移到第九重发现练不了,后来发现这个写书的人其实也没练过第九重,纯属自己想象出来的,你硬要练的话,就是走火入魔。王闿运也是这样的高手,他不会像朴学那样硬是要求自己把某个字的读音搞出来,不懂就不懂,跳过就是了,所以从汉学的角度来看,王闿运没什么呀,没有新的东西。


对于经学,王闿运走出了一条新路,他理解的经学,就是帝王学。帝王学其实是政治学,他的这个归纳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当然有别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定义,这个政治学是讲政治的学问,政治伦理是其中很大的一块,也就是他所说的“道”。


最重要的是,帝王学这个政治学不是面向全民的,仅仅是政治人物需要学习具备的一种学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培训班和肯尼迪政治学院要学的学问,是高级干部和中枢要学习的学问。这就解决了经学长久以来一个大问题,宋明理学对平民百姓的要求太多,道德上要求太高,这样的“全民教育学”一是不可能做到,二是就算强行去做,后果非常可怕,这从“文革”的教训就可以知道。

 

王闿运跳出了理学的框子,对经学做出了新的思考,帝王学明确了是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是门“干部教育”,把经学这门学问的对象定的很清楚。而老百姓,这些都不用去学去遵守,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你看西方政治学也讲政治伦理啊,什么公平正义,讨论了上百年,这也是给政治人物讨论的。


王闿运的一些具体结论当然有很多问题,但他对于经学的这种政治学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帝王学就是经学的政治学化,中国的传统如果要复兴的话,最有可能就是以这样一种高级政治学的形式复兴。


上海书评:有一点我很同意,西方对于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完全和民众不一样。


小宝:你看美国电影里美国人玩得那么有声有色,克林顿呢,只不过是和莱温斯基有了点私情,马上就是轩然大波。还有说谎,美国人对于政治人物说谎都有种偏执的较真了。你理学把一些本应该针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放在了老百姓身上,后果就是执行不下去,官员乱搞,下面老百姓反而被弄得很不舒服。


王闿运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也就是说以经学的规范来规范自己,来规范政治人物,用历史上圣人的事理来应对世事。王闿运认为,治经学要看《礼》和《春秋》。《礼》分三礼,其中《周礼》据说是周公写的,讲的是极治之世,就是现在说的盛世;《春秋》讲的是极乱之世,一乱一治。周公讲的礼,一个是“礼治”,一个是“礼制”。

 

王闿运反对把经学讲成大道理,灌输给老百姓,他觉得应该用“礼治”和“礼制”去规范天下,用现在话讲,就是靠制度设计来让整个社会和谐。这个和西方政治学是完全可以接通的,你把“礼”换成“法”就行了,“法治”和“法制”,西方也是用“法制”来“法治”天下,和老百姓是不讲什么道德的。


还有讲极乱之世的《春秋》。王闿运最重视的经典就是《春秋公羊传》。孔子自己也看重《春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乱世之“礼”,就是《春秋》里所说的例子,“礼者,例也”。春秋之中,有太多的乱,所以你要在浊世中拨乱反正,就看孔子在春秋时是怎么讲怎么做的。拿《春秋》的例子做比较和推导,就可能在乱世、浊世之中逐渐建立起王道的秩序。王闿运从不把道德讲得天花乱坠,他喜欢像《春秋》那样拿事例说话,而且也以这样去处理各种事务的见识自傲。


上海书评:他的意思是,和老百姓要“说事”,不要“说大道理”?


小宝: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做事情不是根据大道理来做的,他们讨厌正儿八经的人,觉得荒谬,你要用那些经义来“绳之”,拿这些来规范他们,是“自如荆棘”。大道理和红歌讲多了,讲长了,就难以避免“文革”那样的大乱。比如说释迦牟尼遇到弟子问他很怪异的事情,他从来不置可否,而且如果要引导也是以故事引导。故事就是史学,史这个字通“事”,也就是说拿过去的事情来引导,以事说事,而不是说大道理,改造人心之类的。


比如说,老百姓爱财,缺乏道德,下级谄媚上级,无事生非,那些傻的百姓被人愚弄,善良的百姓被人欺负,王闿运就说,这些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所以不要妄想通过全民改造,改造人心,来把这些事情改掉。这些事情是永远会存在的,在历史上都是有解决的“成例”的,就是要看怎么就事论事地处理它们。他的这个看法非常通达,孔子把不义比作浮云,他讲孔子并无“厌恶不义之心”,而是有“坐观浮云之乐”。他当然知道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但他觉得不要大惊小怪,而是要去承认它们的存在,再就事论事地去解决,这种态度非常有见识。


王闿运说“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是说要靠实例推导出正确的做法,然后用这些做法来应对各种事变。这种见识跟英美法系的非成文法很像,不是从教条出发,是从过往案例出发,是非常实事求是的。王闿运很多见识都是可以跟现代思想接轨的,虽然他的东西里也有些很可笑,很荒谬,但是还是有很多真知灼见、政治智慧在里面,这些都是读经而来。对于现代人来说,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春秋”放大啊,你可以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春秋”放进来,从实例出发,不从教条出发,把这些正面经验用于处理现实事务,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比如说,1870年天津事变,火烧望海楼,把法国驻天津的领事打死了。当时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去处理这件事情,王闿运给他写过一个条陈,他说这事是“小人思动,假义而起”造成这样的祸患,此事若“阳罪民而阴纵之”,老百姓就会嘲笑当官的人怯懦,轻视你的政治权威,这是不可以的;但反过来如果你对外国人委曲求全,而压制自己的百姓,这是会造成天下解体的,这种做法也不可行。

 

王闿运没有提出非常具体的东西,但他认为处理此等民族主义骚动事件的主旨是“不可抑民气,犹不可长民嚣”,这个原则是很有见识的,就是说我不会去管你平民百姓怎么想怎么做,但是你们所做的事情也不能影响到我的政治判断,精英政治不会被平民百姓牵着鼻子走。


王闿运的帝王学是改造过的经学,对经学进行了政治学改造,而且标示出政治学的路向,这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上海书评:王闿运的帝王学好像一点都不站在“帝王”的立场上说话,倒像是在“改造”他们。


小宝:我们现在被反复洗脑之后,喜欢将现在的恶加诸古人身上,其实很多根本是不存在的。比如说王闿运论“初学阶梯”,开头就讲“要在爱众,及入《大学》,道在亲民”。《大学》是《礼记》里王制的部分,他的政治理论里面第一重要的不是忠君爱国,是教导君臣爱民,这是最重要的。《大学》开篇就讲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是“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很合理的。“诚意正心”牵涉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但其先必须要“格物致知”,你先要有知识,《大学》里面讲的很有道理,按这个路数去培养干部,就是既是一个明白人,又是一个在道德上不至于太堕落的人,然后才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闿运在书里反复讲“爱民”,还讲国家不能贪敛,《大学》也讲“财聚民散,财散民聚”。我受黄仁宇的影响,也喜欢从财政来看政治,你看中国儒家传统里谈到税收总是没有好话的,动不动就是苛捐杂税,你看王安石的名声就知道了。轻徭薄赋是太平之世的一个象征,太平就是不给老百姓太多的负担,国家不要太贪婪。

 

《大学》里面讲的最狠的话是“百乘之家,不蓄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盗臣最多偷的是主人和帝王的东西,聚敛之臣偷的是天下百姓的东西。《大学》对国家的横征暴敛是极其反对的,这当然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现代国家里面国家必须要有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是这个态度,底线一定要有。现代国家当然需要大财政,但经学里强调的东西还是很有价值的。中国历史上一直保持“小政府”,也是受到经学观念的影响。


另外王闿运讲贪腐的说法也很好玩。《礼记》中说“大臣法,小臣廉”,对刚起步的官员你要求廉洁,但是到了高级官员,主要是靠规矩,靠法,王闿运说“大臣不贵廉,但是能守法,立法,无不廉者”。中国因为过去是小财政,清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很小,按照清朝那点官员工资,很多大臣都要饿死,所以廉洁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关键是要立规矩。

 

道光末年,最有名的贪腐权臣穆彰阿,他也有规矩,每次收五十两银子就可以了,他一个门生出去当官,送他五十两银子,他还不要,说你现在还没这点收入,下次来可以给。

 

肃顺也是,王闿运书上说当年肃顺收到了浙江一个官吏送给他的五十两银子,他转赠给了王闿运。但是后来规矩坏了,按照王闿运的说法,同治以后,府州县如果要去见大臣,要办事,开始要给一百两,后来给一千两、一万两,甚至后来有了三十万、五十万的说法。他就说,“招权纳贿中,亦有老成典型在”,这就是说潜规则。

 

但潜规则比没规则好,潜规则还可以把贪腐控制在一个程度之内。要是没了这个规则,就没有底线了。所以你看他的帝王学里面,不是把道德那么纯洁化的,它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像孟子那样哗哗哗就是什么浩然之气。何必曰利,把人拔得高大全。王闿运也讲义,他的义是给高级官员讲的,对老百姓只讲利也可以。


帝王学里一是讲爱民,二是它不提忠君,也没有简单地讲爱国。王闿运就讲“夷夏之辨”,他始终认为“夷狄之害”都是小问题,对外的态度还是“化导夷狄”,要防止“以夷变夏”。他讲的“夷夏之辨”不光是一个观念了,更多是一个事实了。中国人五千年传统观念已经到骨子里面,跟西方人真的很难接通。譬如东欧国家的思想家跑到美国去,也可以影响很多美国人,比如艾因·兰德、齐泽克。但中国这么多学者去西方,没有对西方人影响那么大的,余英时对中国学人的思想影响很大,但他对西方人影响也不大。


上海书评:经过王闿运的改造之后,经学好像有点“与时俱进”的意思了。


小宝:经学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哪怕是宋明理学,皇帝考察官员的第一条就是爱民,第二条才是廉洁。王朝时代国家给的俸禄其实一直是不够的,只要有规矩,贪腐一点点无所谓,也是默认的。从王闿运的帝王学里面你可以看到,传统并不像我们一直所认为的那么僵硬、教条化,是可以变通的,是可以与现代价值接通的。


《春秋公羊传》里有“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的说法,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不会死亡的,但并不是说它会代代相传,有可能碰到愚蠢的那一代,他们就把这个东西丢失了,遗忘了,但总有一天会有人重新找回。


百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西学始终不能落地,光靠一些浅薄的人喊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招致天下大乱也未可知。西学作为世界主流,不能与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结合,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哪一代有智慧的人能够研究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再和国际大潮流相结合,就能弄出一套很有价值的理论来。这就是我们当下读王闿运的价值。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笔记本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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