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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港真,我们可以聊聊香港问题吗?


文/小庄

01

众所周知,这个号只做两件事:写毛传、读毛选。

所以有读者要我聊聊香港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毛选里收录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文章核心思想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但是另外一方面,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里面还有这样一段话: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所以,最终我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可以聊,但是不能瞎聊。

基于这样的原则和态度,我们再来挑几个香港话题聊一聊。


02

早在1946年12月,中国还在内战时期,就有西方记者采访过毛泽东,问他如何看待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道:

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 4卷


后来解放战争胜利,1949年10月,

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是因为害怕香港岛上的3万英国军队吗?不是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在一次与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的谈话中,略窥一二。


“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48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没有急于收回香港,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

这个选择初时并不是被很多人理解,但是很快,它的战略意义就凸显出来。

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这一点,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但是有趣的是,今天煽动闹事的很多人,却想当然的以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因为他们口中高喊的所谓“民主、人权、法制”。


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毛主席一直要求有关领导不能拿内地的眼光去看香港,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去干涉香港。为了保证香港同胞的福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优惠价格为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时期( 1959—1961年)也从未中断,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20世纪 60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紧张,存水量告急,中央政府作出决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结果,东江之水跨山而来,解决了香港的水荒。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香港租借了100年,于1997年以“一国两制”的方针,终于回到了我们祖国的怀抱。


03

时间很快跨越到了今天,因为“修例”的事情,引发了这段时间以来香港的动乱。“修例”具体是个什么事呢?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2018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一对香港情侣去中国台湾旅游,双方因为感情上那点破事,男生把女生杀害了。

杀完人以后,这个男生又回到了香港,但是这个案子在香港审理,男生却只被判了29个月,这是什么原因呢?杀人只判29个月?

原来,香港同中国台湾之间没有签署过引渡条约,香港法院对台湾杀人案没有管辖权,却又不能把罪犯送到台湾去受审,最后只能以盗窃现金、手机等罪名提出指控,于是出现了杀人者只被判了29个月的现象发生。

这件事经过舆论和媒体的发酵,迅速升温。

2019年2月,被杀的女生的母亲,召开记者招待会,恳请香港政府尽快修订《逃犯条例》,将杀人者绳之以法。

于是,就有了香港政府“修例”这件事了。

同时,香港政府又考虑到除中国台湾之外,香港也没有和大陆、澳门等地区签署引渡协议,仅仅是大陆逃到香港的重犯就多达300多人,受现有《逃犯条例》的限制,香港并不能将这些逃犯移交内地入罪,所以香港政府本打算趁着这次修例的机会,把移交逃犯的范围扩大到大中华区,从而把现有法律上的漏洞和缺陷一并堵上。

但是很快这次修例就遭到香港商界、法律界很多人的反对。

从商界的角度来讲,签订引渡条约的很多罪行,包含了很多的商业罪。

而从法律界来讲,他们认为这可能会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

针对这两种意见,香港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剔除了其中9项商业罪行(包括破产、证券期货、电脑罪、侵权等),同时把引渡的门槛由公诉判入狱一年以上的罪行,提高至3年以上。

后来香港政府进一步让步,将引渡门槛提高到公诉被判7年以上的罪行。


但是事态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朝着难以控制的方向急速恶化。

6月9日,香港发生了“百万民众大游行”。

再往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了。


04

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态度,凡是人伦、道德问题,或者一些所谓的“客观报道”的事件,我都不准备站队,也不想发表意见,因为我看到的信息渠道很杂很乱,我不能确定我看到的信息源的背后,是什么人,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写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媒体经过局部处理以后,才呈现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态度问题上,我毫无疑问站队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是一个立场上的原则性问题,绝不含糊。


搞清楚态度问题,我们可以接着聊聊引发这次动乱的一些香港的经济问题。

有些经济常识的朋友,或许都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周期性的患上一种病,马克思把这种病叫“资本主义瘟神病”。

这个病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而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资本逐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就必然导致消费者购买力严重下降,购买力一旦下降,就会导致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从而进一步导致员工下岗,消费者破产,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从而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这是一个死局,没有人可以破解。

毛主席曾经尝试过破解,但是后来失败了,还引发了十年的动乱时期。

其实早在1945年,毛主席写《论联合政府》这篇报告的时候,就提出要在中国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

原文如下: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论联合政府》

但是,毛主席也同时提出了要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论联合政府》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原型,是在毛泽东1945年写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边规划好了的。只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以经过了很多的挫折,走了很多弯路,才真正走上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这个问题,我们不作讨论。

我们讨论的今天香港的经济问题,最大的一个难题就在于,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地步了。

表面看来,香港人均GDP已经达到4.87万美金,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因为贫富差距的问题,香港中等收入的打工者平均月收入只是1.5万元人民币左右,听上去似乎也还不错,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香港的房价,几乎都是10万到20万一平,对年轻人来说,这几乎足以抹杀他们未来的一切可能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香港前十大富豪的资产,占据了香港GDP的30%,这种贫富差距世界上绝无仅有。


05

在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之下,资本必然全部流入最赚钱的行业,也就是金融和房地产,培养了李嘉诚家族这样的顶级富豪,但是这就必然导致了香港在科技制造,互联网,信息技术方面的发展,因为资金投入的不足,开始逐渐落后,以至于最后错过了互联网,科技浪潮的发展机遇,经济开始出现颓势。

大家或许听说过一件事,当初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抛售腾讯20%股份,套现1000多万美金的事情,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替李泽钜遗憾,因为假如他当初保有腾讯那些股份的话,以腾讯今天的市值,20%那就是接近800亿美金。但是我想说的是,在香港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李泽钜,其思想本身就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的逐利思想,看到初期的腾讯丝毫没有盈利的未来,抛弃它,找到更容易保证资本增值的新项目,几乎是这类商人投资选择的必然性事件。

这种投资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的是香港资本的流向归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的危机,所有的问题,最后都要归于两个字——利益。

香港的经济制度,最后买单的是香港人自己。

而在这种制度下,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又是香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

于是长久的积压起来的不满,最终就会通过某种方式发泄出来,比如今天的反抗政府,游行示威,甚至使用暴力。

他们似乎认为坚守住他们口中喊着的:民主,自由,情况就会改善,生活就会好转,但是却并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这种有民主却没有集中的制度,使得香港的经济命脉全部集中到了以李嘉诚为首的香港大财团和大家族手里,最后在资本主义瘟神病的催化之下,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毛选里有这样一篇文章:《新民主主主义论》

里面就讨论了怎样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难道是所有的人,各说各话,乱说一通,就能实现所谓的民主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所谓的民主,最后的话语权必然落到大资产阶级,大财团的手里,无产阶级会逐渐丧失真正的民主和权力。

香港今天的发展,难道不是正好印证了毛主席说的这一点吗?

民主的另一边,一定是集中,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观点,事实证明很有道理。

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最有力量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毛选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

只可惜香港没有做到这一点,出现了“少数人所得而私”

于是到了今天,这种群体性的,有组织,有策划的暴动行为,几乎也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这么来看,“修例”仅仅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最后,还是引用毛选的一句话来结尾,或许值得暴动分子思考:

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毛选第一卷,《矛盾论》

所以,这次暴动,到底是要发展成为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

选择权,其实在发动这次暴动的少数香港市民自己的手里。

前方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一个是黑暗的前途。

前方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和平发展的态度,一种是早已备好的意大利炮。

选哪种,自己决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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