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南山种豆(陶渊明)四
历史

南山种豆(陶渊明)四



陶渊明是对比的大师。他的田园就是对比官场的。很多人批评他美化田园,但他美化田园不是为了反衬官场的丑污吗?而且也是他的自我安慰:在这污浊的世界上,生命简直找不到一块洁净而宁静的安恬之处。正如他说的“劲风无荣木”——世道的萧瑟秋风刮走了人生的绿叶,我们的灵魂无处蔽荫。但“此荫独不衰”——田园给了他最后的安顿与最终的补偿。于是他甚至不惜自欺欺人一般地美化田园。他不美化田园简直无法平静自己的内心,他美化田园就是说服自己:人间尚有可居之处。这是荒谬人生的桃花源。


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是总是充满诗意,往往有它艰辛的一面。不仅一般的农人通常是贫困而饥寒交迫的,即便是陶渊明自己,在他田园生活的后期,也一再陷入窘困,以至于饿得白天盼天黑,夜里盼天亮: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怨诗楚词示庞主簿邓治中》)


生活变成了肠胃与时间的较量,他恻然地回顾自己五十四年的生平,他发现,就世俗生活而言,竟毫无幸福可言,只是一连串的不幸与艰辛。我们知道,了悟大道的人在回顾自己生平时,总是能感受到生活的逼迫,命运的播弄。而不象一般得志小人那样,沾沾自喜,夸夸其谈以炫其成功。更何况陶渊明时代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成功的时代,一个不可能既不违背道德与人性,而又能有所作为的时代。生活是那么无聊赖,无意义,无价值,甚至,物质贫乏到了连肉体存在都变成了问题。这时,官场那边又总有人在不断的向他招手,赠以粱肉;邻居这里也有人不断地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家里妻子更是抱怨生活的穷困——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吾驾不可回。——谁能像他这样在四面楚歌中悠然见南山?


和凶险而肮脏的官场相比,田园生活至少没有性命之忧——“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对庄稼收成的担忧,与“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的对死亡的恐惧相比,毕竟是轻松愉快的。且躬耕陇亩的生活比起官场倾轧盘剥百姓,其道德上的自足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他也有他脆弱的一面。在极度的贫困中,他也曾慨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这时,他就眺望着他的南山上的“旧宅”了: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杂诗八首》其七)


他死后可能即葬于此“旧宅”中,那可能是他家族的墓地吧。据说现在那儿还有他的墓。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在一个权力肆虐而秩序混乱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正派地生活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他真的必须有陶渊明式的坚定坚韧与对苦难的容忍。在这个意义上,追求生活的自然适性的陶渊明,出乎意料地又成了道德的模范。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退隐生活的道德褒奖,其另一面,即隐含着对专制体制的道德贬低,这可能是文化本性对专制体制的一种天然敌意。陶渊明无意中表现了这种敌意而体现了文化人的公意,于是大家一致推崇他为道德英雄。


其实这是很无谓的。我倒觉得,与其说陶渊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道德理想,倒不如去肯定他为我们建立的有关幸福的信仰与观念。这种幸福,与世俗欲望的满足无关,而与心灵的境界有关。陶渊明把人的幸福与人的道德境界联系了起来: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一定合乎道德。这种带有明显唯心色彩的幸福观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的基本诠释并深入人心。


不过陶渊明自己可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到田园中找他的归宿,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纯真的生活。当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夫,他哪里想到自己还有那么重大的道德承担,更没想着去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是认定他一死,就会被人忘记的——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挽歌诗》其三)


——你看他对他身后的哀荣,是多么眼冷心冷。所以他只要好好地活在现在——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饮酒》其十一)


——田园就是他的称心的伊甸园,在这里他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良心的平静,人性的完整。所以他为他的这种复归欣喜不已,也自豪不已,虽然一度穷困潦倒,以至于乞食于人,但他再也没有反悔过,而是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仙逝。物质穷乏了,精神却丰富了。他觉得这才是人的生活。




从正始到元康,精神泅没如泥牛入海,至陶渊明才又如小荷出水,且如此清清净净,出污泥而不染。他不再追求“先踞要路津”,也失望于“建功立业”。我们看他的诗:“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他真的有所谓常常存在的“恐惧”吗?他这是在自豪啊。我们比较一下以前阮籍的诗:“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一个是常恐桑麻遭霜;一个是但恐生命有殃,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年九月于西田获早稻》)这是陶渊明式的自豪。诙谐,坦荡,机智,明了而又含蓄,得意却故出反语。这是一种轻松的心境才能具有的特征啊。我们从汉末党锢至建安至正始至元康至陶渊明,二百多年了,很久没这样轻松与从容了!


对官场的逃避实际上就是对体制的逃避。体制是以权力来维持的,而权力天然具有反民众、反人性的属性。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但一些隐士对体制的避之唯恐不及,实有避免体制约束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个人的所谓“建功立业”,往往是指当世事功,更多的时候更直接体现为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官职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等等。所以,合乎逻辑地,一个人要保有自己的个性自由,逃避体制,他就必须连带否认功名。在陶渊明的时代,要追求功名,不仅要牺牲个性,出让自由,甚至要搭上性命——淋漓的鲜血与纷纷滚落的人头一再把这个事实展示出来。回归田园的陶渊明终于摆脱了弥漫士林的生命恐惧,他可以待在家里,静等生命大限的到来。他退出体制而“纵浪大化中”,所以能“不忧亦不惧”。他坦然而从容的三首挽歌及一篇自祭,见出他对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有把握,《与子俨等疏》对后事的从容安排,足见他心灵的平静。对于死亡,他是哀伤的,但不再是恐惧的。他的生命,是他与自然大化之间的约定,别人不得干预了。


回归田园在陶渊明看来,实际上是从官场上体制中赎回了自己,使自己重获自由。那能拥有自己的人有福了。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有福的人。幸福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有什么,而是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如果从“有什么”的角度来看陶渊明,那陶渊明所拥有的太少了:名声、地位、财富,他都缺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令后人无限羡慕的幸福的人。因为他“没有”我们一般人所不能摒弃的庸俗之心趋利之心得失之心荣辱之心———句话,那一切使我们大不起来的“小”人之心,他都没有。我很喜欢汉语中“安心”这个词,它比“安身”更重要。安顿好我们这颗心,对人对事安好心,对自己安平常心,做到了这些,我们也就有福了。陶渊明实际上也就一直在与自己谈“心”,又对我们交“心”的。他告诉我们“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他说他“心念山泽居”,他还自得地说“虚室有余闲”,什么叫“虚室”呢?庄子有言:“虚室生白”,意思是说,清空而无世俗欲念的心灵才能充满阳光。心灵充满阳光,可不就得大从容大安宁大幸福;可不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人。


本文选自《风流去》




微信号“bao_pengshan”

感谢您的到来,让我们看见彼此

点击右上角…点击“分享到朋友圈”


长按此图 识别图中二维码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鲍鹏山

类似文章